11月5日，黃之鋒因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被判監10年。佢原本預期服完初選案刑期後，可以重新生活，如今又要以十年計算人生。法庭認為案件涉及呼籲外國制裁，屬罪行重大；但判決之外，社會仍然要問：政治異見同危害國家安全，條界線究竟點劃？

由黃之鋒，講到初選案判囚10年嘅戴耀廷，再到今年被判囚20年嘅黎智英，三個人背景、角色、案情都唔同，但佢哋嘅命運，反映香港政治空間出現咗幾大轉變。青年組織者、法律學者、報業老闆，曾經喺公共領域發揮影響力，如今都身陷牢獄。官方認為呢個係依法維護國安；我關注嘅係，一個社會仲容得下幾多政治反對聲音？

中國大陸最具代表性嘅異見者，包括魏京生同劉曉波。魏京生提出民主係「第五個現代化」，1979年被判監15年。劉曉波參與起草《零八憲章》，倡議政治改革，2009年被判監11年，2010年獲諾貝爾和平獎，2017年仍未服完刑就病逝。國家可以將人囚禁，但監禁本身，證明唔到佢提出嘅問題已經得到回答。

蘇聯亦有呢啲人。你諗起嗰位作家，應該係《古拉格群島》作者、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忍尼辛；科學家就係有「蘇聯氫彈之父」之稱嘅薩哈羅夫。索忍尼辛1974年被剝奪國籍、驅逐出境；薩哈羅夫因批評當局、捍衛人權，1980年被放逐到高爾基市，受到監控。連對國家有重大貢獻嘅人，都可以因為唔肯沉默而受到打壓。

所以，異見者唔會因為刑罰重就永遠消失。只要現實同官方描述之間仍有落差，就會有人追問。佢哋未必每個判斷都啱，政治策略亦可以批評；但將提出問題嘅人移走，唔等於問題唔存在。

香港嘅特殊之處，係轉變速度。蘇聯由史太林時代走到赫魯曉夫「解凍」，之後又收緊，並非一路平穩降溫。香港人嘅感受則係：原本習慣公開討論、組織、出版嘅社會，2020年之後迅速轉冷，好似忽然跌落冰河下面。呢個係政治空間急縮嘅比喻，唔係話兩地制度同鎮壓程度完全一樣。

亦要講準確：唔可以籠統話，以前所有行為都合法，今日一律變成犯罪。真正令人不安嘅係，市民過往用來判斷風險嘅經驗，仲可靠唔可靠？法律有咗新界線，普通人能否清楚理解，自己講一句話、入一批書，會承擔乜嘢後果？

11月5日，國安處拘捕一名34歲男子，指佢涉嫌輸入具煽動意圖嘅刊物；報道指涉及由台灣購入嘅書籍。呢宗係涉嫌輸入煽動刊物案，唔能夠寫成「台灣書一概唔准運入香港」。但公眾有權問：具體係邊啲內容、涉及乜嘢意圖，令售書行為跨過刑事界線？被捕亦唔等於已經定罪。

成人展突然取消，又係另一種不確定。原定11月13至15日舉行嘅活動，主辦方只稱有特殊因素；有日本演員表示未能入境，入境處則否認拒絕相關人士入境。原因未清楚，唔可以直接斷言係政治打壓或者反日。但連商業娛樂活動都欠缺清楚交代，就容易令社會自行估計禁區。

我所警惕嘅「白色恐怖」，係恐懼令自我審查擴散：書商唔敢入書，主辦者唔敢辦活動，普通人索性唔講政治。呢種影響，唔會全部反映喺拘捕數字上。一個制度有信心，就應該講清楚界線，容許人質問刑罰同權力。否則，最深嘅冰封，唔係幾個異見者被判幾多年，而係其餘所有人，都開始覺得沉默先至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