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王岸然呢宗案之前，我首先要交代自己同佢嘅關係。佢以前同我一齊搞過人民台。按照我自己嘅經歷，後來佢同長毛打交，因為呢件事同我反咗面。之後，佢一直喺自己嘅渠道鬧我，但我從來冇覺得佢係我嘅敵人。對於佢被捕，我係深切同情嘅。私人恩怨，同一個人應該受到點樣嘅法律對待，必須分開。

王岸然本名黃覺岸，被控妨害調查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以及明知而發布具煽動意圖的刊物兩罪，佢否認控罪。控方指，佢喺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日，透過YouTube披露警方查訊詳情。開審報道指，警員曾經要求佢保密會面內容，並簽署聲明；王岸然就提出，自己同國安會面一事，早已經見報。呢啲係控辯爭議，唔係已經裁定嘅犯罪事實。案件仍然要由法庭按證據判斷，唔可以將被控當成罪成。

首先要講清楚，調查保密唔係完全冇道理，亦唔係國安案件先有。譬如廉政公署調查貪污，《防止賄賂條例》第三十條就限制披露受調查人士身分同調查內容；冇合法權限或者合理辯解而披露，可能犯法。所以，唔可以籠統話，講自己經歷就一定唔會有問題。呢種限制有兩個容易理解嘅理由。第一，防止串供。如果幾個相關人士知道警方問過乜、掌握幾多資料，就可能互相配合口供。第二，避免打草驚蛇，令其他調查對象提高警覺，預先收藏或者銷毀證據。保護調查，確實可以有合理需要。但呢度講緊嘅係制度原理，唔係話王岸然呢宗案已經發生串供或者毀滅證據。

但係，承認保密有需要，唔等於所有相關事情都應該禁止公開。講「我被捕」或者「我接受過查訊」，同逐項交代警方問過邊個、追查緊乜、出示過乜證據，係唔同層次。即使被捕一事已經公開，亦唔代表查訊細節可以全部公開；反過來，亦唔可以單憑接受過查訊，就推論當事人以後講任何相關事情都犯法。所以，王岸然話會面已經見報，呢一點需要考慮，但仍然要分清楚：報紙已經公開咗乜？佢條影片另外講咗乜？新增嘅內容，同調查有乜關係？唔可以用「已經見報」四個字，就跳過對具體內容嘅分析。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第八十八條涉及嘅，係知悉或者懷疑有國安調查進行，意圖妨害調查，或者罔顧會否妨害調查，並且喺冇合理辯解或合法權限之下作出披露。換言之，法例唔係得「講咗出嚟」一個元素，仲涉及當事人嘅認知、心態同辯解。因此，王岸然話會面已經見報，未必足以回答佢有冇披露額外細節；警方話佢簽過保密聲明，亦唔能夠代替對犯罪元素嘅證明。真正要睇嘅，係佢究竟公開咗乜，嗰啲內容同調查有乜關係，以及證據可唔可以支持控方所指嘅罔顧心態。保密聲明係需要認真考慮嘅證據，但唔應該變成一簽過名，就唔使再分析其他爭議。

我對香港國安法制嘅運用有非常嚴厲嘅批評。我認為，國安權力被過度擴張同濫用嘅問題極其嚴重。但批評要有準確基礎：保密制度本身有原理，問題係執法有冇超越保障調查所需，將正常交代處境、批評政府，同妨害調查混埋一齊。按庭審報道，控方將火災後擬舉行記者會，同危害國安嘅情報連結起來。呢個係控方提出嘅案情，仍須接受證據檢驗。對公共災難追究責任、要求交代，本來就有公共價值；如果要指某項活動涉及國安，就必須提出具體根據，唔可以靠標籤完成論證。

我同王岸然有過衝突，但我唔會因為佢鬧過我，就降低對證據同公平審訊嘅要求。我同情佢嘅遭遇，同時亦認為案件應該逐項分析。保密要有範圍，控罪要有證明，國安權力要受約束。否則，市民最後學到嘅，就只係接受查訊之後最好乜都唔講；呢種恐懼，唔應該成為法律嘅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