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2026年6月5日公布嘅行業統計數據，2025年全港僅開拍咗八部港產片，創下至少十年嚟嘅歷史新低；另外有報道指，港產片年度開拍數量相比2020年嘅三十幾部，已經按年累計下跌超過七成。喺整體票房方面，2025年全港電影總票房按年下跌約一成六，連續三年下跌，跌勢令業界非常憂慮。大家可以將呢個數字放入脈絡感受下：1990年代，香港電影業每年產出超過三百部電影，票房喺亞洲市場舉足輕重，成龍、周潤發、張曼玉嘅名字，喺整個東南亞都係票房保證。三十年後，全港一年只係開拍八部。呢個唔係行業低谷，而係行業嘅系統性崩潰——而且每一個支撐崩潰嘅原因，都唔係短期可以逆轉嘅結構問題。

第一個隱患，係投資資金徹底撤退。香港電影嘅製作資金，歷史上係嚟自本地資本、台灣聯合製作同東南亞院線合作嘅三角體系。呢個體系喺2000年代後隨住台灣市場萎縮而開始鬆動，隨後嘅二十年，部分資金被內地合拍模式取代，以換取進入內地市場嘅機會。然而合拍模式帶來嘅代價，係創作內容必須符合內地審查要求，香港獨特嘅城市性格同本土故事逐漸被稀釋。當本土題材消失，本地觀眾就失去咗入戲院嘅動力；觀眾流失之後，投資者更加唔願落注。呢個係一個標準嘅死亡螺旋：內容限制→觀眾流失→投資撤退→更少電影→更少觀眾。而且呢個螺旋一旦啟動，每一圈都比上一圈更難逆轉。

第二個隱患，係本地觀眾基礎嘅空洞化。過去五年，大量中產同文創人士移居海外，其中有不少係香港電影業嘅核心觀眾群同創作人才庫。留港觀眾嘅觀影習慣亦發生根本轉變：串流平台嘅普及令年輕觀眾習慣喺手機同電視屏幕上消費影視內容，去戲院變成需要特定動機嘅行動，而唔係日常娛樂嘅預設選項。特別係後疫情時期，各大國際影城品牌相繼喺香港削減院線規模，戲院數量下降，觀影嘅物理環境本身亦都在退縮。觀眾流失，加上創作人才移居，構成了港產片最難修復嘅雙重空洞。

第三個隱患，亦都係最難公開討論嘅一個，係創作空間嘅結構性收窄。香港電影最輝煌嘅年代，係建立喺大膽題材、社會批判同高度創作自由嘅基礎上——警匪片嘅道德灰色地帶、社會寫實片嘅批判眼光，以及大量直接回應香港政治現實嘅電影語言。呢啲題材，喺現行政治環境下，已經難以用過去嘅尺度呈現。電影人自我審查嘅空間悄然擴大，唔係因為政策明文規定咗咩唔可以拍，而係業界對邊啲方向安全、邊啲方向危險，已經有相當清醒嘅默契。創作上嘅不確定性，令好多本來有能力嘅電影人選擇轉去台灣、新加坡或海外發展，而唔係留喺香港繼續耕耘。

過去十年，香港電影業最主要嘅求生路徑係港澳合拍。合拍片可以進入內地市場，觸及十四億潛在觀眾，票房理論上遠超純港產市場。但合拍嘅條件係故事唔可以過於本土，演員陣容必須包含內地明星，主題唔可以涉及任何政治敏感元素，審查標準亦以內地尺度為準。結果係：合拍片入咗內地市場，卻失去咗香港本地觀眾嘅認同；本地觀眾唔埋單，合拍片喺香港票房亦往往差強人意；而喺內地市場，佢又要同製作預算動輒高出十倍以上嘅內地大製作競爭。兩邊都唔討好，係香港合拍模式嘅現實困境。更深一層嘅問題係，合拍模式令香港電影人養成咗一種自我閹割嘅創作習慣——先過濾可能觸碰紅線嘅元素，然後先進行創作。呢種「先過濾後創作」嘅工作流程，與真正嘅創作衝動完全相反。電影嘅核心係真實嘅情感同觀察；過濾之後嘅產物，往往失去咗令觀眾感動嘅靈魂。呢個對創作質素嘅系統性損耗，先係合拍模式最深層嘅破壞。

將視野橫移去台灣，會見到一個值得借鑒嘅參照。2000年代初，台灣電影業同樣面臨崩潰——票房低迷，院線撤退，人才外流。但台灣業界選擇咗一條唔依賴商業大製作嘅復甦路徑：以低成本、高情感嘅本土故事重建觀眾信任。2008年《海角七號》以台幣五千萬製作費創下五億以上票房，打破咗「台灣電影冇人睇」嘅市場偏見；其後《那些年》、《我的少女時代》陸續以真實嘅台灣情感打動咗兩岸三地及海外嘅粵語同國語觀眾。台灣嘅復甦係建立喺三個前提上：創作題材不受外部管制、本土文化認同強烈、業界願意先賠本搵返觀眾。呢三個前提，香港當下具備幾多？

港產片危機入面，一個成日被輕描淡寫嘅面向，係創作人才嘅系統性流失。過去五年，多名資深導演、編劇同電影製作人選擇移居台灣或海外，部分係因為政治環境，部分係因為本地創作空間越嚟越窄。電影業嘅核心資產係積累咗多年本土文化感知嘅創作者——呢種積累一旦流失，補充難度遠超資金。台灣同海外港人社群已經形成咗鬆散嘅港片創作生態，以低成本延續本土故事；但呢個生態嘅根，已經唔再喺香港本土。

香港電影業嘅崩潰，唔係因為一個壞決定，而係因為資金、觀眾、創作人才同政策環境，四個支柱同時喺度退縮。八部電影嘅數字，係呢四重退縮交叉作用嘅結果，亦係一個警示：文化工業一旦陷入死亡螺旋，就無速效藥。香港電影嘅黃金時代，係亞洲最具活力嘅城市文化嘅自然產物；要重建，需要嘅唔只係資金，而係重建嗰個令創作者願意留低、願意冒險、願意將香港故事搬上銀幕嘅環境。嗰個環境，當下離我哋仲有幾遠？業界最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