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早前入稟高等法院原訟庭，申請充公《國安法》勾結外國勢力罪成嘅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及關聯公司共 1.27 億港元財產。法庭原定明日，即 7 月 8 日聆訊，不過司法機構網頁顯示「案件現時並無聆訊排期」。律政司發言人回覆查詢時表示，法庭取消原訂於 7 月 8 日嘅聆訊，會另訂聆訊日期。

各位，今日我想講嘅，唔係單純黎智英有幾多錢會被充公，亦唔係一場聆訊押後咗幾多日。真正要睇嘅，是香港法律意識入面一個非常深層嘅轉變：由普通刑事法入面嘅「追贓」，轉向國安框架底下嘅「風險沒收」；由普通法世界嘅產權保障，走向一種近似中國傳統政治法律入面嘅「抄家邏輯」。

根據公開入稟資料，港府今次引用《港區國安法》同相關實施細則，向高等法院申請充公黎智英罪行相關財產，涉及金額至少一點二七億港元。大家要聽清楚，係一點二七億，唔係網上流傳嗰啲幾百億。呢一點好重要，因為政治敏感案件最容易有一種毛病，就係數字愈講愈大，最後變成情緒宣傳，而唔係事實分析。

已知申請範圍包括黎智英名下十五個銀行戶口，涉及三千幾萬港元；另外包括相關公司戶口、公司股份、保釋金，仲有一筆二百萬港元罰款。呢度有一個好關鍵嘅位：呢筆二百萬罰款，本來係黎智英科技園欺詐案入面交嘅罰款，但嗰宗欺詐案後來上訴得直，定罪同刑罰都被撤銷。換句話講，喺欺詐案嗰條法律線上，政府係輸咗，二百萬罰款失去原本嘅刑罰基礎，理論上應該退返俾當事人。

但而家有趣嘅地方就喺呢度：同一筆二百萬，喺普通刑事案入面已經冇咗沒收基礎；但喺國安案入面，又被放入充公申請範圍。呢個就係我今日想講嘅核心：香港法律邏輯，正由「追贓」轉向「風險沒收」。

咩叫追贓？即係政府要證明一筆錢係犯罪所得，或者係由犯罪所得轉化出嚟。譬如一個人犯商業詐騙，呃咗受害人一千萬，政府要查資金流，證明受害人嘅錢點樣流入被告戶口，再點樣買樓、買車、買股票。呢條證據鏈如果成立，政府充公，大家會覺得合理。因為你攞走嘅唔係佢正當財產，而係犯罪得益。

普通法嘅基本邏輯就係咁：人犯咗罪，可以判監，可以罰款；但財產唔係可以隨便攞走。政府要攞走一筆錢，就要證明嗰筆錢同犯罪有關。唔係話一個人罪成，佢全部身家就自動變成政府財產。呢一點其實係西方法治傳統入面非常核心嘅精神。由大憲章開始，西方法律一路發展，有兩條線好重要：第一，限制國家對人身自由嘅侵犯；第二，限制國家對私人財產嘅任意奪取。人身自由同私人產權，係自由人同臣民之間嘅分界線。

如果一筆錢同犯罪完全冇關係，政府冇理由充公。譬如一個人廿一歲之前已經有個銀行戶口，入面係佢細個儲落嘅利是錢，從來冇郁過，後來佢犯咗另一宗罪，政府冇理由話因為佢有罪，所以連細個嘅利是錢都要攞走。呢個就係普通法產權保障嘅精神。但國安法嘅充公邏輯，開始帶出另一個問題。佢問嘅未必淨係：呢筆錢係咪犯罪所得？佢仲會問：呢筆錢會唔會被用嚟支援、協助、便利危害國安嘅行為？呢兩條問題，表面相似，實際上完全唔同。

「係咪犯罪所得」，係向後望。你要查來源，查資金流，查交易紀錄，查犯罪收益。呢個係可以用文件、帳戶、證人、交易鏈去證明嘅。但「會唔會支援國安犯罪」，係向前望。佢問嘅唔係呢筆錢從邊度嚟，而係呢筆錢將來會唔會被用嚟做某啲事。呢個本質上係風險判斷，係推測，係國家安全邏輯，而唔係傳統刑事追贓邏輯。所以真正嘅轉變，就係由「證明犯罪所得」，變成「推斷國安風險」。

一旦進入呢個框架，私人財產嘅性質就變咗。以前，一筆錢首先被視為私人財產，政府要攞走，要提出證據。今日，一旦一個人被定性為國安罪犯，佢嘅資產就有可能被重新審視：呢筆錢會唔會成為支援國安犯罪嘅資源？呢間公司會唔會成為資金平台？呢個戶口會唔會繼續被利用？呢啲股份會唔會仍然有政治功能？呢個就係我所講嘅：由追贓，變成清除資源能力。

你話法律上係咪寫明「所有資產自動充公」？唔係。形式上仍然有申請、仍然有聆訊、仍然有法庭、仍然要講「罪行相關財產」。但真正值得留意嘅，係「罪行相關」呢四個字可以點樣被理解。如果「相關」唔再係指直接犯罪所得，而係指可能支援國安風險，咁範圍就可以闊好多。

呢個邏輯同中國傳統嘅抄家有一個好值得比較嘅地方。中國傳統法律入面，尤其係政治罪、謀反、叛逆、牽涉皇權安全嘅罪，抄家唔係追查邊一筆錢係犯罪所得，而係將一個被定性為敵人嘅人，成個家產系統清算。田、屋、銀、器物、店舖、古董、家產，全部可以入官。佢問嘅唔係「呢件家具同犯罪有冇直接關係」，而係「你呢個人已經被定性為要清除嘅政治威脅」。

中國傳統抄家當中，有一類資產比較特別，就係祠堂祭田、祠產、墳園呢類宗族祭祀資產。因為嗰啲資產已經唔完全係個人私產，而係撥入宗族，用嚟祭祖、修墓、維持香火，所以有時反而有一層保護。但呢種保護，唔係因為尊重個人產權，而係因為尊重宗族禮法秩序。

呢個分別好大。西方法律保護財產，係因為一個自由人對自己勞動成果有權利。中國傳統有時保護祭田，係因為祖先、宗族、禮法秩序要維持。前者係個人權利；後者係宗法秩序。前者保障活人作為自由人；後者保障死人同祖先制度。

所以當我講「抄家邏輯」，我唔係話今日香港完全回到古代，亦唔係話今日法庭冇程序。我要講嘅係：法律意識出現咗相似嘅轉向。普通法係先保護財產，再要求政府證明例外。抄家邏輯係先定性人，再清算資產。國安風險邏輯就介乎兩者之間：程序仍然存在，但一旦你被定性為國安罪犯，你嘅資產就唔再係普通中立財產，而係可能被視為安全風險資源。

呢個對人權有好深嘅影響。John Locke 講財產權，其中一個核心思想係：人用自己嘅勞力去取得財產，嗰份財產就同佢嘅人格、自由、勞動成果連埋一齊。講白啲，你今日賺返嚟嘅錢，唔係天跌落嚟，係你用時間、勞力、技能、風險同判斷換返嚟。

如果一個政權可以高度任意噉沒收你嘅財產，而唔需要嚴格證明呢筆錢係犯罪所得，咁佢攞走嘅唔只係錢，而係你過去付出過嘅勞動成果。你用十年、二十年、一生累積返嚟嘅資產，可以因為政治定性、風險推斷、國家安全需要而被沒收，咁你仲係唔係一個真正自由人？

如果你嘅勞動成果最終唔真正屬於你，而係隨時可以被權力取走，咁喺哲學意義上，你已經唔完全係自由人。你變成權力底下嘅附屬物。你做嘢、賺錢、投資、累積，但最後成果係咪屬於你，要視乎政權點樣睇你。呢個就接近一種奴役狀態。

第二，產權亦係市場經濟嘅地基。市場經濟唔係淨係有人買、有人賣就得。市場經濟最基本嘅假設，係大家知道資產屬於邊個，合約會被執行，銀行戶口係安全嘅，公司股份係有法律保障嘅，樓契係有效嘅。冇產權，就冇價格；冇產權，就冇信用；冇產權，就冇投資；冇產權，就冇長線經濟。

如果一個社會入面，大家開始覺得自己嘅財產唔穩固，今日係私人戶口，聽日可能變成風險資產；今日係公司股份，聽日可能被納入某種安全審查；今日係合法持有嘅錢，聽日可能因為身份定性而被凍結，咁邊個仲會長線投資？邊個仲會冒險創業？邊個仲會將資本留喺呢個地方？所以，產權問題唔係有錢人先關心嘅問題。產權係現代社會嘅操作系統。你破壞產權，唔係淨係打擊一個人，而係打擊整個市場對未來嘅信任。

黎智英呢場充公聆訊，真正重要唔係一點二七億。老實講，一點二七億對黎智英過去嘅身家嚟講，唔係最大嘅數字。但呢個案嘅象徵意義，遠遠大過銀碼。因為佢問緊一條最根本嘅問題：香港嘅法律制度，仲係咪以私人產權為出發點？定係已經轉向一種國安風險邏輯——只要你被定性為國安罪犯，你嘅資產就唔再首先被視為私人權利，而係被視為一套可以支援敵對行為嘅資源系統？

今日法庭聽嘅，表面係一份充公申請。深一層睇，係普通法財產權同國安風險管理之間嘅衝突。再深一層睇，係香港由市場城市、普通法城市，逐步走向中國式政治安全城市嘅制度轉向。所以我今日最想大家記住嘅唔係一點二七億，而係兩句說話。第一，犯罪所得同國安風險，係兩回事。犯罪所得要證明；國安風險可以推斷。第二，產權唔係富人特權，而係自由人同奴隸之間嘅分界線，亦係市場經濟同權力經濟之間嘅分界線。

如果一個地方嘅財產，只有喺政治安全許可之下先至安全，咁呢個地方嘅市場經濟就已經唔再係真正意義上嘅市場經濟。佢只係一個有價格、有交易、有銀行，但最終由權力決定產權邊界嘅經濟體。呢個，先係黎智英充公案真正值得香港人睇清楚嘅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