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我想講林榮基先生。林榮基,銅鑼灣書店店長,七月二日晚上喺台北馬偕醫院病逝,終年七十歲。佢晚年離開香港,去到台灣,最後亦都喺台灣走完人生最後一程。我首先要講一句:林榮基先生,一路好走。
佢晚年到台灣,某程度上係不幸中之大幸。佢本來係一個香港人,喺香港生活咗大半世,最後被迫離開自己嘅地方;但去到台灣之後,至少有人關心佢,有香港人去探佢,蔡英文當年亦親身去過銅鑼灣書店探望佢。佢生病多年,最後喺台灣得到醫療照顧,喺人生最後一段路,唔係完全孤單。呢一點,我覺得要公平咁講。
但今日我唔係淨係想講一個人晚年有幾慘,或者佢客死異鄉有幾令人傷感。我更想講嘅,係歷史嘅偶然性。好多時候,歷史唔係一開始就有一個宏大計劃。好多改變命運嘅大事,最初只係一件好細、好偶然、甚至好荒謬嘅事。你事後回頭睇,先發現原來一粒小石頭,最後可以推倒成座山。
林榮基同銅鑼灣書店事件,就係一個好典型嘅例子。香港以前一直有一個好特別嘅出版傳統。由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開始,香港有好多政治月刊、內幕雜誌、禁書出版社,專門講大陸唔准講嘅嘢。包括中共高層鬥爭、領導人私生活、六四、文革、黨內人事、官場黑幕,呢啲喺大陸唔可能公開出版嘅東西,喺香港可以印,可以賣,可以擺喺書店。
呢個係香港一個非常特殊嘅位置。香港唔只係金融中心,唔只係轉口港。香港亦都係資訊轉口港。中國大陸有好多消息,反而係經香港出版,然後再倒流返入大陸。好諷刺,甚至有啲大陸幹部自己都要落香港買呢啲書,因為佢哋喺大陸體制內,反而睇唔到完整資訊。
所以以前有一個好奇怪嘅現象:中共官員、商人、大陸遊客,嚟香港買奶粉、買名牌,亦都買禁書。買一大堆政治書、八卦書、內幕書返大陸。佢哋未必係民主派,未必係反共,佢哋只係想知道北京上面發生乜嘢。因為喺一個黑箱政治制度入面,資訊本身就係權力。呢個係第一個階段:香港作為中國政治內幕資訊嘅灰色市場。
第二個階段,就係呢類書開始氾濫。去到零零年代、二零一零年代初,香港機場書店、旅遊區書店、銅鑼灣、旺角、尖沙咀,好多地方都可以見到呢啲書。書名愈來愈誇張,內容愈來愈辛辣,有啲係真材料,有啲係半真半假,有啲根本係政治八卦。但市場就係有需求。點解有需求?因為大陸愈封閉,香港嘅禁書市場就愈有價值。愈唔准講,愈多人想睇。愈黑箱,愈多人想買內幕。
但到咗習近平時期,形勢變咗。以前中共對呢啲書,很多時係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唔鍾意,但未必即刻出手。因為香港始終有香港嘅制度,香港係特別行政區,仲有一國兩制,仲有出版自由,仲有一條法律上嘅界線。
但習近平上台之後,中共對資訊控制嘅態度明顯收緊。唔只係唔准你喺大陸出版,連你喺香港出版、再流入大陸,都開始被視為政治安全問題。大陸幹部睇禁書,可以變成紀律問題;旅客帶政治書返大陸,可以被查扣;出版商、書店老闆,亦都開始面對更大風險。即係由以前嘅「唔准喺大陸講」,變成「連香港講都唔得」。
銅鑼灣書店事件,就喺呢個背景下面爆出嚟。當時其中一個傳聞同報道焦點,係巨流傳媒、銅鑼灣書店相關人士,準備出版一本關於習近平私人生活嘅書。類似《習近平和他的六個女人》呢類題材。呢類書老實講,未必有幾高嘅史料價值,可能有好多政治八卦成分。但問題唔係本書有幾準確,問題係中共最高領導人嘅私人形象,喺習近平時代變成絕對不可觸碰嘅政治禁區。
如果只係一本普通禁書,可能未必引發咁大反應。但如果牽涉最高領導人本人,尤其係私人生活、權力鬥爭、黨內消息來源,事情就完全唔同。北京要知道,邊個畀料?邊個寫?邊個出版?邊個負責發行?呢啲資料係點流出嚟?於是,一間香港書店,突然變成國家安全問題。
你諗吓,呢個就係歷史最荒謬嘅地方。一個城市嘅命運,唔係因為一場戰爭開始改變,唔係因為一個偉大宣言開始改變,而可能係因為一本未必正式出版嘅政治八卦書開始改變。跟住就發生銅鑼灣書店五人失蹤事件。
幾個同書店、出版社有關嘅人,一個接一個失蹤。有人喺泰國失蹤,有人喺大陸被扣留,有人喺香港失蹤之後喺大陸出現。林榮基亦都被帶走,被扣押,被要求配合。呢一刻,香港人第一次好具體咁感受到:原來一國兩制中間嗰條線,可以被突破。
以前大家以為,香港有香港法律,大陸有大陸法律。你喺香港賣書,即使大陸唔鍾意,都唔可以直接用大陸嗰套方法處理你。但銅鑼灣書店事件話畀大家聽:當政治權力覺得有需要,呢條界線可以忽然變得好薄,甚至可以消失。
呢個衝擊非常大。因為香港人真正恐懼嘅,唔係一本書被禁,而係人可以被消失。書可以冇,店可以關,但如果人都可以跨境被帶走,咁香港法律保護嘅邊界到底仲喺唔喺度?呢件事之後,香港社會對北京同港府嘅信任,出現咗一個好大裂口。
但歷史偶然性仲未完。銅鑼灣書店事件之後,北京同港府其實面對一個尷尬問題:如果佢哋認為某啲人喺香港,對大陸政治安全構成威脅,應該點處理?如果次次都用灰色方式處理,次次都引起國際風波,咁成本太高。咁有冇一個制度化、法律化、表面上合法嘅方法,可以將人由香港移交去大陸?
呢個問題,後來同另一類事件連埋一齊。包括蕭建華喺香港四季酒店被帶返大陸呢類事件,亦都暴露同一個問題:香港係一個特殊空間,大陸權力想伸手入嚟,但又未必有正式法律工具。到咗二零一九年,港府推出逃犯條例修訂。官方理由係台灣殺人案,話要處理陳同佳案,填補法律漏洞。但香港人真正驚嘅,根本唔係台灣殺人案本身,而係條例一旦通過,香港人就可能被正式移交去中國大陸司法系統。
呢個恐懼唔係無中生有。因為香港人已經睇過銅鑼灣書店事件,睇過人點樣失蹤,睇過李波點樣喺香港失蹤後喺大陸出現,睇過林榮基點樣返嚟之後公開講自己被扣押嘅經歷。到二零一九年,港府再話要建立移交機制,香港人自然會問:呢條例到底係處理台灣殺人案,定係為大陸跨境執法打開一扇門?
於是,送中條例引爆二零一九年反修例運動。一開始係一本書。之後係一間書店。之後係幾個人失蹤。之後係香港人對一國兩制失去信任。之後係送中條例。之後係二零一九年。之後嘅事,大家都知道。The rest is history.
所以我話,林榮基嘅故事,唔可以只係當成一個悲情人物故事。佢真正重要嘅地方,係佢站喺香港歷史轉折點嘅中間。佢唔係主動想做英雄。佢只係一個賣書嘅人。但歷史就係咁殘酷,有時候一個普通人,會被一連串偶然事件推到時代嘅風眼入面。
如果冇嗰本書,可能唔會有咁大規模嘅追查。如果冇銅鑼灣書店事件,香港人未必咁早、咁深刻咁意識到跨境執法嘅恐懼。如果冇呢種恐懼,二零一九年送中條例未必會引爆到咁大規模嘅社會反應。如果冇二零一九年,香港之後嘅政治格局,可能又係另一個樣。
當然,歷史唔可以簡化到話「一本書造成二零一九年」。咁講太粗糙,亦都唔準確。香港本身已經有好多深層矛盾:民主問題、身份問題、貧富問題、北京對香港控制加強、港府管治失效,全部都存在。但一本書、一間書店、一場失蹤事件,成為咗導火線之一。佢令一個抽象嘅恐懼,變成一個具體畫面。香港人唔再只係問「北京會唔會干預香港」,而係問「有一日會唔會輪到我?」
呢個心理變化,先係真正關鍵。林榮基晚年去到台灣,病咗多年,最後喺台北離世。有人會話,佢只係一個時代嘅受害者。但我覺得,佢唔只係受害者,佢亦係見證人。佢見證咗香港由一個可以賣禁書嘅地方,變成一個連書店都要流亡嘅地方。佢見證咗一國兩制由法律承諾,變成香港人心入面一個愈來愈不可信嘅概念。佢亦見證咗歷史有時候係幾咁偶然:一個政權因為害怕一本書,結果引發一場更大嘅政治危機。
呢個就係極權制度嘅悖論。佢愈想控制資訊,愈令人相信資訊背後一定有真相。佢愈想消滅一本書,愈令嗰本書變成政治事件。佢愈想令一個書店老闆沉默,愈令佢變成歷史見證人。林榮基走咗。但佢留下嘅問題仲喺度。一個政權點解會害怕一間書店?一個最高領導人點解會害怕一本未出版嘅書?一個城市點解會由賣書自由,走到流亡書店?
如果你問我,林榮基嘅歷史意義係乜嘢,我會咁答:佢證明咗香港嘅崩壞,唔係突然發生,而係由一連串看似偶然嘅事件,一步一步推到無可挽回。歷史有偶然,但偶然背後有結構。一本書係偶然。銅鑼灣書店係偶然。林榮基被推到歷史中心,亦係偶然。但中共對資訊嘅恐懼,對權力安全嘅執迷,對香港邊界嘅不尊重,呢啲唔係偶然。正因為有呢個結構,所以偶然事件一出現,就會引爆歷史。
所以今日悼念林榮基,唔只係悼念一個人。係悼念一個香港曾經有過嘅時代。一個書可以自由擺上架嘅時代。一個大陸人落嚟香港,可以買自己喺大陸睇唔到嘅書嘅時代。一個香港人以為,自己地方仲有一條法律邊界可以保護自己嘅時代。呢個時代,已經過去咗。林榮基先生,一路好走。但佢留下嘅歷史問題,我哋唔應該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