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名民主派人士涉「 35＋初選」案， 在剛過去的星期三及四一連兩日，於西九龍裁判法院作第六次提堂進行交付審訊程序。由《國案法》指定法官羅德泉主任裁判官處理。 今次提堂先將其中17名被告的案件交付高院處理，餘下30人則仍須在裁判法院處理司法程，未能完成交付程序。

17名交付高院處理的被告包括：鄭達鴻（可保釋）、楊雪盈（可保釋）、彭卓棋（可保釋）、何啟明（可保釋）、劉偉聰（可保釋）、黃碧雲（可保釋）、施德來（可保釋）、伍健偉、何桂藍、陳志全（可保釋）、鄒家成（可保釋）、林卓廷、梁國雄 、林景楠（可保釋）、柯耀林（可保釋）、李予信（可保釋） 、余慧明。

其實還未交付高院審訊的人士之中，則只有呂智恆獲准保釋，其餘一律還柙候審。

47名被告被控以違反《港區國安法》：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

案情指他們於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1月7日期間，組織、策劃、實施或參與實施，以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手段，嚴重干擾、阻撓、破壞港府履行職能，旨在顛覆國家政權。被告宣揚、進行或參與謀劃在立法會取得大多數控制權，藉對港府提出的任何財政預算或公共開支，不論當中內容或內容的利弊如何，均不予區別拒絕通過，迫使特首解散立法會從而癱瘓政府運作，最終導致特首辭職。

被告為達致該謀劃，參選或不參與立法會選舉，及或煽動、促使、引致、誘使他人參選或不參選該選舉，並承諾當選後，故意或蓄意不履行立法會議員職務，即擁護《基本法》及效忠特區。

小醉俠點評：

今次我想藉著這宗案，就以下兩個問題討論一下：

1。國安法的保釋程序是否違反了普通法精神？

2。這次《 35＋初選案》入罪機會大嗎？

國安法和普通法其中一個最大分別，在於其保釋程序。正如我之前經常提及，香港原有法例的保釋原則，是「無罪推定」的具體體現之一，而「無罪推定」又是普通法的重要理念之一。任何人在被拘捕後、被判罪前，都是假定無罪的，是不應該將其拘禁的，除非控方可證明被告合符以下三種情況的其中一個，才可拒絕被告的保釋。簡單來說，這三種情況包括： 1。被告相當大機會潛逃；2。被告有很大機會重犯；3。被告有很大機會騷擾證人（包括受害人）。而一向謀殺犯之所以不能保釋，就是因為這條罪的唯一量刑是「終身監禁」，被告潛逃的機會是相當大的，所以便不會批准其保釋。

以上所說的保釋準則，在香港一向行之有效，直至《國安法》的出現。國安法第四十二條第二款明確規定：「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非法官有充足理由相信其不會繼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不得准予保釋。」這一條，將原本的「除非有充足理由相信被告會再犯」才不准保釋，變成「除非有充足理由相信被告不會再犯」才准許保釋，就是將原本「無罪推定」的原則打破了。

現在這宗案去到第六次提堂，竟然還有 30 人 未能完成交付審訊程序，有部份被人已被收柙超過一年，那就是使國安法與原本普通法「無罪推定」的方針的差距，越來越明顯了。

至於這宗案的入罪機會⋯⋯ 從案情看：「宣揚、進行或參與謀劃在立法會取得大多數控制權，藉對港府提出的任何財政預算或公共開支，不論當中內容或內容的利弊如何，均不予區別拒絕通過，迫使特首解散立法會從而癱瘓政府運作，最終導致特首辭職。」整段文字中，「拒絕通過」、「使特首解散立法會」、「最終導致特首辭職」⋯⋯ 這些全都是寫在基本法的合法程序來的。作為議員，絕對有權利（及權力）拒絕通過任何議案，當達到規定門檻，便絕對應該解散立法會，然後特首絕對應該根據基本法的規定而辭職的。以上一切，清清楚楚寫了在基本法，無可質疑。唯一可質疑就是： 「組織參選的目的就是藉對港府提出的任何財政預算或公共開支，不論當中內容或內容的利弊如何，均不予區別拒絕通過，」這幾句了。

簡單地說，「不論當中內容或內容的利弊如何，均不予區別拒絕通過，從而達到特首辭職的這個目的」是否犯法的呢？

在每一宗審訊，法官或陪審員（若設有陪審團的話）就是要作出「事實裁決」，判斷被告是否真的做了控罪中所指的事情，然後再根據法律，判斷這些事實是否干犯了有關法例。通常，一件案就是根據控方提供的案情資料，去判斷表面證供是否成立，然後再由「事實裁決者」去判斷相關事實，再對整宗案作出裁決。但在這宗案中，所要作出的「事實裁決」實在很少，基本上被告們所做的事情都是公開的，沒有太多隱瞞的事實存在。而控方亦主要是根據他們公開所作的事情去作出控告的。所以要判斷有沒有罪，大部份是「法律問題」，而非「事實裁決」。而如果一宗案所涉及的主要就是「法律問題」而不是「事實裁決」，那除非法官的法律判斷和律政司及裁判官的法律判斷存在很大的落差，否則，只要最初是表面證供成立，最後也很大機會判罪成了。加上，裁判官和日後審理的高院法官都是國案法指定法官，他們對這個「法律問題」的理解相信會是相當一致的，所以我個人相信，這 47 人最終被判有罪的機會是相當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