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方申請沒收國殤之柱。呢單新聞，我覺得值得講嘅，唔單止係一件證物最後點樣處理，而係呢座雕塑由嚟到香港，到周圍展出、長期留喺港大，再到被拆走、被警方扣押，今日面對充公申請，成段經歷點樣見證香港人權同表達自由一步一步收緊。要講清楚，就要由國殤之柱嘅前世今生講起。

創作者高志活，係丹麥雕塑家，長期透過藝術關注人權同社會不公。佢關心嘅唔只係中國，而係世界各地人受到壓迫、尊嚴受到踐踏嘅問題。按照佢自己嘅解釋，國殤之柱係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五年間創作，所以唔係早過六四。但佢原本嘅構思，確實唔限於六四，而係希望用同一個雕塑形式，紀念世界各地重大嘅反人類罪行。

你仔細望下座雕塑。佢唔係一個英雄昂首企喺度，而係一個個糾纏、擠壓嘅身體，堆疊成一條柱。面孔扭曲，嘴巴張開，好似喺痛苦之中呼喊；身體屈曲，互相壓住，連掙扎嘅空間都冇。佢表達嘅，係人受到極端壓迫之後嘅痛苦。

上面啲面孔亦唔係全部中國人。高志活解釋過，當中包含亞洲人、非洲人、歐洲人同原住民等唔同種族。意思就係，無論邊一種人，受到屠殺同迫害，都有同樣嘅痛苦。呢件作品講嘅，係人類共同面對嘅災難。所以，唔需要每張面孔都係中國人，先可以紀念六四。藝術本來就可以用共同嘅人性，表達一場具體災難。

一九九七年，香港主權移交前夕，國殤之柱嚟到香港，喺維園六四燭光晚會展出。由呢個時候開始，佢喺香港就承載咗清楚嘅六四紀念意義。

晚會之後，學生將佢運去香港大學，但安置過程有爭議。其後佢又先後去過中文大學、嶺南學院、浸會大學、科技大學、理工大學同城市大學展出，亦曾經返回維園。呢啲搬遷，有部分係巡迴展覽，唔能夠全部講成被人驅逐。但佢究竟可以長期擺喺邊度，當年確實一直有爭論。一九九八年，市政局以十九票對十八票，否決永久展示國殤之柱嘅建議。即係話，當時已經有政治阻力。但香港仍然有討論、有投票，亦有學生願意為佢爭取一個位置。

一九九八年，港大學生投票支持長期安置。經過來回搬遷，國殤之柱最終長期留喺港大黃克競樓平台，成為校園入面一個大家行過就睇得到嘅紀念物。呢一點好重要。歷史記憶唔一定要靠每個人日日讀歷史書。有時就係你行過，見到一座雕塑，問一句：「呢個係乜嘢？」然後有人講畀你聽。

每年有人去洗刷，亦係一種記憶嘅傳承。將上面嘅污垢洗走，提醒自己同下一代，有啲事唔應該忘記。到二〇〇八年，雕塑髹成橙色，配合高志活關注中國人權嘅橙色運動。但高志活本人被拒絕入境，未能親自參與。

作品仍然可以企喺香港，創作佢嘅人卻入唔到嚟。呢個已經係一道清楚嘅界線。再到二〇二一年十二月，港大喺深夜將國殤之柱拆走。原本公開展示嘅雕塑，被圍封、拆開、運離現場。校方提出法律風險等理由；高志活則一直要求處理作品嘅去向。

以前由一間大學搬去另一間大學，搬完仍然有人睇得到。今次搬完，佢就退出咗公共視野。到二〇二三年五月，警方國安處再將存放中嘅國殤之柱檢走。高志活表示，願意自費運走作品，曾經交涉要求取回，但未成功。

早年被拒入境，同後來取回雕塑受阻，係不同時期嘅事。但放埋一齊睇，結果係：作者未能自由接近自己嘅作品，作品亦未能順利交返畀佢。今日，控方再提出沒收申請。要講清楚，申請唔等於法庭已經批准，亦唔等於雕塑本身已被裁定係違禁品。

但控方提出嘅理由，正正值得追問：被告利用洗刷國殤之柱嘅場合宣傳「結束一黨專政」，係咪就足以將雕塑視為應該充公嘅犯案工具？一件藝術品有政治意義，成為抗議運動嘅象徵，同佢符合法律上充公嘅條件，係唔同問題。

唔可以話創作嗰陣冇涉及某宗罪行，以後就永遠唔可能被用作犯罪。但同樣唔可以因為有人喺佢面前講過某句說話，就省略咗最重要嗰一步：具體證明件物品點樣涉及案件，點解必須充公。尤其高志活主張自己係物主。咁就應該查清楚擁有權，交代佢可以循乜嘢途徑申索，亦解釋點解保留所需證據之後，仍然有必要扣住實物。

呢啲理由，唔應該由「大家都知佢象徵乜嘢」代替。我覺得國殤之柱最沉重嘅地方，就係佢自身嘅經歷，已經成為另一件作品。最初爭論擺喺邊度，後來作者被拒入境，再後來雕塑被拆走、被扣押，今日面對充公申請。可以公開接觸佢嘅空間，一步一步縮細。

呢個就係我所講，香港人權同表達自由收緊嘅具體象徵。唔係一個抽象口號，而係一件曾經公開存在二十幾年嘅物件，今日連保存同歸還，都要爭取。一個社會容唔容得下異議，就睇佢點樣對待令權力不舒服嘅記憶。你可以唔認同件作品，可以批評佢，甚至可以提出另一種歷史解釋。但如果最後嘅處理方式，係令公眾再接觸唔到件實物，咁爭論嘅條件本身就改變咗。

國殤之柱原本紀念人權災難。今日，佢自己亦見證住香港公共自由嘅變化。收走雕塑，唔等於解答咗佢提出嘅問題。原址留下嘅空白，只會令下一代再問：呢度以前有啲乜？點解後來，連留低都唔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