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超九月十六日公布香港第一份五年規劃。表面上，呢份文件包羅金融、創科、房屋、教育、醫療同北部都會區；但要睇清楚佢嘅真正性質，首先要明白：呢個唔只係經濟發展計劃，而係一項必須完成嘅政治任務。

政府自己寫得好清楚，香港五年規劃係為咗「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由施政報告、財政預算案、跨部門統籌同定期檢視負責落實。換句話講，以後每年嘅施政報告同預算案，都要圍繞呢份五年規劃配置資源。

五年規劃嘅歷史源頭，本來就唔係自由市場。蘇聯喺慈父史太林同志領導下，於一九二八年推行第一個五年計劃，目的係由國家集中資源，追趕工業化。後來中國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相繼採用；當然，印度、南韓等非共產國家亦曾經制定五年計劃，所以唔可以簡單話「有五年規劃就等於共產主義」。真正嘅分界，係指標由市場調節，定係成為政府必須完成嘅行政任務。

香港今日最值得警惕嘅，正正係後者：當政治目標排喺財政回報之前，項目即使唔合算，政府亦好難煞車。北部都會區就係最明顯嘅例子。先更正一個容易混淆嘅數字：五年規劃唔係承諾喺北都興建七萬五千個公共房屋，而係話未來五年產出約九百公頃熟地，可以提供超過七萬個房屋單位，同一百萬平方米經濟樓面。至於全港未來五年，包括簡約公屋在內，公營房屋建屋量先係約十九萬六千個單位。

但數字更正之後，問題反而更加突出。政府為北都訂咗清楚嘅土地同房屋指標，卻冇同等清楚交代：五年內實際會有幾多企業進駐、創造幾多職位、平均工資幾多、產業樓面幾時投入營運。

政府長遠話北都可以容納約二百五十萬人口、創造六十五萬個職位，但「長遠願景」唔等於未來五年可以兌現。如果房屋首先落成，產業、商業、醫療同交通落後幾年，結果就唔係宜居宜業，而係將大批公屋居民搬去北面，每日再長途返回市區返工。

咁樣起出嚟嘅唔係一個新經濟中心，而係一個龐大睡房城市。政府完成咗建屋指標，政治上可以報捷；居民就要承擔交通時間、家庭照顧同生活成本。到時可能又會變成另一場「悲情盛事」：政府剪綵話成功，市民每日用兩三個鐘證明規劃失敗。

更加嚴重嘅係財政問題。香港並非今日就會爆煲。二零二五至二六年度因股市回升、印花稅增加，政府由原先估計六百七十億元赤字，轉為錄得約二十九億元盈餘；截至二零二六年三月底，財政儲備預計約六千五百七十二億元。政府債務佔本地生產總值比例亦仍然低，單睇國際標準，未到資不抵債。所以，準確講法唔係「香港已經冇錢」，而係香港原有嘅財政模式正逐步失效。

過去香港靠賣地、補地價、樓市交易印花稅同投資收入，支持低稅率同龐大公共開支。但樓市進入結構性調整，賣地收入已經唔能夠穩定恢復到過去每年過千億元嘅水平。政府一方面要負擔醫療、安老、教育同公務員薪酬等經常開支；另一方面又要投資北都、鐵路、公路、大學城、創科園區同公共房屋。收入變得波動，支出就愈來愈剛性。

解決方法係發債。北都同其他基建債券計劃嘅借款上限，已由合共七千億元提高至九千億元，發債規模可以增加至每年超過二千億元。政府強調借款只用於基建，唔會支付經常開支，呢個原則本身合理；問題係，基建唔係寫上「投資」兩個字，就自然會產生回報。

如果一條鐵路、一個產業園或者一幅熟地，可以帶動企業、職位、稅收同土地價值，發債係將未來收益提前投資。但如果樓起好咗，企業冇嚟、職位不足、土地賣唔出，政府仍然要支付利息、保養、交通同公共服務，條債就唔會自己消失。

真正不可持續嘅，唔係目前嘅債務比例，而係用持續發債填補一套未能自我產生收入嘅發展模式。政治任務有一個特點：經濟項目蝕錢可以停止，政治指標就唔容易停止。工程愈接近死線，政府愈可能加速批地、增加借貸、降低招標條件，甚至用「拆牆鬆綁」合理化降低監察。

香港終於有咗第一份五年規劃，形式上確實向國家規劃制度靠攏。但香港真正嘅優勢，從來唔係行政機關有能力寫出幾多指標，而係政府肯唔肯承認市場訊號：項目冇需求就應該縮，成本超支就應該停，產業未到就唔應該先將幾十萬人搬入去。

五年之後，唔應該只問起咗幾多樓、產出幾多熟地；應該問北都創造咗幾多真正職位、幾多私人資本願意承擔風險、政府為每個職位借咗幾多錢，以及居民每日要用幾多時間返工。否則，呢份五年規劃完成嘅，可能只係一項政治任務；留下嘅債務、空置產業地同跨區通勤成本，就由下一代香港人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