銳眼監控 市民點樣保障自己?
銳眼監控 市民點樣保障自己?

警方銳眼加入人臉識別,最重要嘅問題,唔係科技可唔可以幫手捉賊,而係政府掌握追蹤市民嘅能力之後,有乜嘢制度防止越權。尤其喺香港而家嘅政治環境,市民擔心嘅,係自己行過邊度、見過邊個,會唔會變成一份可以隨時搜尋嘅生活紀錄。支持警方用科技追緝疑犯、尋找失蹤人士,同要求監控權力受到約束,可以係同一個立場。工具有用,唔代表使用工具嘅人應該得到無限授權。警方交代破案成績之餘,亦要交代,邊個有權搜尋市民、憑乜嘢理由搜尋,同埋授權去到邊度會停。

 

普通閉路電視影低畫面,人臉識別就將面孔變成可比對資料。警方官方說明,元數據包括面部特徵、拍攝時間同位置;獲授權之後,可以用相片同片段及元數據比對。即係鏡頭接通之後,具備協助串連行蹤嘅能力。但有呢種能力,同已經全天候追蹤所有人,必須分清楚。私隱唔係「冇做壞事就唔使驚」。你見律師、睇醫生、參加宗教活動,全部合法,亦有理由唔想長期被記錄。街上有人見到你,同政府可以搜尋你幾個月嘅行蹤,侵擾程度完全唔同。當人因為擔心留下紀錄,連合法會面都避免,監控已經影響自由。

 

警方話有授權程序,但而家公開嘅安排,主要係上級事先批准,再由所屬批核人員核實,未見列明每次必須取得法庭手令。內部審批有作用,但警銜較高,唔等於獨立監督;有紀錄,亦唔等於外界可以查核。以梁天琦作假設例子:一個服刑後出獄嘅人,有乜嘢保障,確保佢唔會只因過往政治背景而長期成為搜尋對象?我唔係指控佢已經被銳眼監控,而係問,邊個獨立審查理由、限制期限,同確保合法活動唔會成為追蹤依據?一宗具體案件,需要搜尋某人某段時間嘅行蹤,同長期留意一個人嘅日常活動,係兩種唔同程度嘅權力。侵擾越大,授權門檻同外部監督就越應該嚴格。

 

私隱專員依法有權要求相關文件、傳召證人同訊問,唔可以話完全冇權。但有調查權,唔等於每次搜尋都有外部監察。市民唔知自己被搜尋,點樣提出有根據嘅投訴?符合防罪等法定豁免條件嗰陣,查閱要求亦可能被拒。呢個先係秘密監控最難處理嘅問題。你唔知有冇被搜尋,唔知授權理由,亦唔知追蹤咗幾耐,而相關文件同使用紀錄,主要掌握喺警方手上。紙上有投訴渠道,唔等於當事人實際用得到。如果保障主要靠市民自己發現問題,再搵證據投訴,就會出現一個死結:監控越隱蔽,當事人越難知情,亦越難啟動救濟。所以,制度一定要有人主動查,唔可以只等受影響嘅人自己搵上門。

 

香港嘅特殊風險,在於銳眼用途包括維護國家安全同維持公共秩序,並不限於劫案。當用途涉及政治活動,界線更加需要清楚,唔可以只靠使用者承諾小心。國安案件並非全部秘密審訊,亦唔係一概冇得上訴;但判決可以上訴,唔代表秘密監控決定同樣容易挑戰。國安刑事審訊原則上公開,但設有不公開全部或者部分程序嘅例外。國安法第十四條更明定,國安委工作信息不予公開,決定唔受司法覆核。呢個限制唔可以套落所有警方決定,但確實係重大嘅透明度同司法制衡缺口。所以,政府唔可以只用「有私隱法、有投訴渠道、有法庭」回答質疑。真正要交代嘅,係邊個可以獨立查閱完整搜尋紀錄,邊個可以推翻不當授權,同埋當事人唔知情嗰陣,有邊個主動保障佢。

 

另一重制衡,係越權取證嘅後果。美國喺適用情況之下,可以排除違憲搜查取得嘅直接證據同衍生證據,但設有例外,唔係每項違規都會令證據作廢。英格蘭同威爾斯嘅法庭,可以考慮取證情況,如果接納證據會嚴重影響程序公平,就拒絕接納;亦唔係一違法就自動排除。香港就唔係侵犯憲法權利便自動排除證據,法庭仍有酌情權。即使揭發違規,控方亦未必失去使用證據嘅機會。排除某項證據,亦唔等於成宗案件自動唔成立,要睇其餘證據夠唔夠支持控罪。更根本嘅問題係,如果監控根本冇帶來檢控,你連上庭挑戰證據嘅機會都冇。如果搜尋只係用嚟掌握你嘅活動同人際網絡,事後審訊嘅保障,就未必有機會發揮作用。

 

外國亦用人臉識別,但有啲限制值得比較。英格蘭同威爾斯嘅即時識別部署,要求有目的、時間同地域限制,未配對人士嘅生物特徵資料即時自動刪除。美國華盛頓州對持續監察同即時識別,原則上要求搜查令,設有緊急等例外;亦禁止單憑政治觀點或者參與合法活動使用識別。呢啲唔代表英美制度完美,但提供咗具體標準。香港需要嘅保障,應該包括持續追蹤嘅司法門檻、禁止單憑政治背景搜尋,以及獨立機構主動查核名單、授權同使用紀錄。喺唔再危害調查嘅情況之下,亦應該研究事後通知,令受影響人士有實際機會挑戰決定。監控權力嘅制衡,唔可以等市民自己發現受侵害先開始。政府睇得清楚市民,市民亦必須有能力追問:邊個睇、點解睇、幾時停。

發佈時間: 2026年11月16日 1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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