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社報道，據稱係二零一四年中國軍方內部嘅會議記錄顯示，時任廣州軍區政委魏亮提出，要準備以軍事行動應對香港嘅極端局勢，接到命令就立即行動。原始文件我未能獨立核實，但如果問我，軍方當年有呢種準備，我一啲都唔意外。不過，報道披露嘅係一項準備主張，唔係已經批准出兵，更唔係已經決定開槍。軍方考慮過某個方案，同政治領導層決定執行嗰個方案，係兩件事。唔可以因為報道提到習近平出席相關會議，就替佢補上一道未經證實嘅命令。

呢件事一定要分清楚四個層次。第一，內部要求部隊準備，研究人手、裝備、路線同應變方案。第二，因應局勢發展，真正下令部隊出動。第三，出動之後做乜：可以守住重要設施、交通節點同政府機關，避免直接同民眾衝突。第四，先至係直接介入人群，發生衝突，甚至暴力鎮壓。四個層次之間，每一步都有另外嘅決定，唔可以一見到「準備」，就將最後嗰一步都當成已經確定。實際行動亦未必一定按呢個次序發生；呢個分類，係幫大家睇清楚唔同決策嘅性質。二零一四年去到第一層，我認為係非常可能。軍方嘅工作，本來就包括為最壞情況作準備。真正要問嘅，係準備針對乜情況，邊個批准，幾時啟動。假如香港局勢去到政府機關被持續攻佔、行政運作癱瘓，而本地警方又失去控制能力，我嘅政治判斷係，北京一定會設法介入。我唔相信佢會容許管治權全面崩潰。至於用駐軍、其他力量，抑或另外嘅手段，就要睇具體情況。

當年政府總部一帶嘅局勢，確實令人擔心。二零一四年十月二日晚，沈祖堯同馬斐森到現場，呼籲學生保持冷靜同克制。呢件事有報道根據，但唔可以再加一句，話兩位校長已經知道軍方準備出兵，或者佢哋阻止咗一場軍事鎮壓。呢啲係另外需要證據嘅問題。危險喺邊？包圍政府總部，同進入、控制政府總部，政治意義唔一樣；短暫阻塞，同令政府長期無法運作，亦唔一樣。當抗爭開始威脅實際管治能力，北京會唔會將事件由治安問題，提升為政權安全問題？我認為呢個風險非常實在。但大家要明白，呢個係風險判斷，唔代表任何介入因此合理，更唔代表法律門檻可以省略。判斷掌權者可能點做，同判斷佢有冇權咁做，必須分開。

二零一九年就有一個可見嘅例子。當年八月，路透社記者見到深圳灣體育中心有武警集結演練。呢種部署有威懾作用，亦可以維持應變能力；但集結喺深圳，同奉命進入香港，仍然係兩回事。武警同解放軍亦係不同力量，唔應該混埋講。部隊集結，可以向香港社會展示北京有進一步行動嘅能力，亦可以令相關力量保持準備。但單憑呢個場面，仲未知道有冇越境命令，更未知道一旦出動，任務係守衞設施、支援其他工作，定係直接處理示威。所以，二零一九年深圳嘅集結，可以用嚟理解威懾同準備，但唔能夠直接當成軍事鎮壓已經獲批嘅證據。

所謂失控，唔係十八區有人示威，就自動叫失控。要睇示威規模、行動方式，同警方仲有幾多調配能力。假如多區同時爆發嚴重衝突，重要設施被攻擊，政府總部被圍封，增援路線又受阻，警力就可能承受極大壓力。全港有二萬幾名警察，亦唔等於全部可以同時上前線：仲要輪班、守設施、處理日常案件。警隊總人數，同某一刻可以調動嘅前線人手，係兩個不同數字。人數有限係事實，但「一定完全應付唔到」，仍然要按實際部署判斷。十八區有示威，同十八區同時發生令警方無法控制嘅嚴重衝突，唔可以當成同一種局勢。真正關鍵，係本地政府仲能唔能夠維持基本運作，警方仲能唔能夠保護重要設施，同埋調配人手控制衝突。呢啲先係評估局勢有冇超出本地處理能力嘅具體問題。

我唔懷疑習近平喺佢認定主權同政權安全受到根本挑戰時，有採取強硬措施嘅決心。二零二零年中央制定、香港實施《港區國安法》，就顯示北京願意直接改變處理香港嘅制度。呢個可以支持我對政治決心嘅判斷，但唔能夠倒推成二零一四年已有某一道軍事命令。至於二零一九年有冇內地公安或者武警，假扮香港警察執勤，我確實曾經有懷疑。但懷疑要同證實分開。聽到有人講普通話，唔足以判定佢係內地執法人員；香港警察亦可以識普通話。特區政府當年明確否認有內地執法人員混入警方。目前我未有足夠、可核實嘅證據，可以將呢項懷疑講成事實。要追查，就要有身分、調派記錄，同可以互相印證嘅材料。政治推論可以討論，但涉及具體人員身分嘅指控，就需要更直接嘅證據。

最後仍然要返到法律。《基本法》第十四條規定，治安由特區政府負責，駐軍唔干預地方事務；必要時，特區政府可以向中央請求駐軍協助。第十八條另有緊急狀態安排，同樣有指定條件同決定程序。政府大樓受到衝擊，唔等於軍隊自動取得任何行動權。所以我唔意外軍方準備過，但我反對將準備、出動、守衞同鎮壓壓成同一件事。真正值得追問嘅，係每一次升級由邊個決定、依據乜條件、受到乜限制，同埋向邊個交代。北京有能力介入，亦可能有決心介入；香港人需要知道嘅，係呢股力量究竟受乜規則約束。如果保障只係掌權者覺得今次唔值得出手，下一次條件變咗，市民就要重新估。制度嘅作用，應該係畀大家一條可以理解、可以核對嘅權力界線。自治保障，唔應該只靠大家估計掌權者今次會唔會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