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九月二十八日引述知情人士報道，中國部分人工智能同晶片企業關鍵人物嘅配偶同子女，連短期出國都要事先獲批。受影響人士據稱包括知名初創企業創辦人，同埋具戰略重要性企業嘅負責人。今年五月，彭博已經報道，阿里巴巴、DeepSeek等民營企業部分頂尖人工智能人才，本人出國之前要先得到批准。由管本人，伸延到管配偶同仔女，影響嘅已經唔止一份工，而係成個家庭嘅生活安排。不過，當局未公開完整名單，亦未講清楚係咪所有相關人士嘅家屬都受限制。

大家特別留意呢件事，同九月十五日生效嘅《國務院關於出境入境管理的規定》有關。第四條寫明，中國公民如果違反出口管制、技術進出口管理等規定，可能危害國家產業安全、技術安全，國務院商務等有關主管部門可以決定不准佢出境。佢冇寫所有科技公司員工一律唔准走，亦冇喺第四條明文規定所有家屬都要批。法律寫咗一個限制出境嘅理由；實際審批又可能涉及另一套安排。最需要追問嘅，就係兩者喺執行上點樣銜接。

第六條原則上要求，決定機關要書面通知當事人，不准出境嘅事實、理由、依據同救濟途徑。但條文同時寫明，如果告知可能影響國家安全或者刑事偵查，可以唔告知。所以唔能夠簡單講「政府任何情況都唔使講理由」；真正令人擔心嘅，係國家安全例外可以點樣使用。先進技術可以涉及大模型、晶片、數據中心同應用算法，亦可以涉及稀土提煉、量子運算、機械人、無人機。處理大量個人資料嘅企業，又有另一類數據安全問題。呢啲範疇各有唔同法律要求，唔可以全部當成同一條出境禁令。但一個預備加入相關企業嘅人，仍然會問：當局係根據我實際掌握咩資料、做過咩事去判斷，定只要公司變得夠重要，我就可能被納入審批？

Manus一案解釋到，點解科技創業者會對呢條界線咁敏感。Manus團隊將業務遷往新加坡，Meta其後以約二十億美元收購。據《金融時報》報道，兩名聯合創辦人喺中國期間被限制離境。四月二十七日，中國國家發改委正式公布，禁止呢項外資收購，要求當事人撤銷交易。九月一日，Manus宣布恢復獨立營運。呢宗事足以令其他創辦人問：即使公司已經搬去海外，原有技術、創辦人同交易，將來是否仍然可能受到中國監管決定影響？

將個推論推到極端，問題就更加清楚。一間先進科技公司嘅茶水間阿嬸，日日見到研究員出入，可能聽到佢哋傾產品進度、研究方向，甚至某個項目遇到咩難題。有人可以話：佢聽過呢啲消息，出國之後會唔會將公司走勢賣畀競爭對手？但「可能聽到」同「實際掌握受管制技術」，係兩回事；「掌握資料」同「違反出口管制」，又係兩回事。如果單憑一個人可能接觸到資訊，就可以推論佢有外流風險，條界線可以一路由核心研究員推到普通員工，再由員工推到家屬。去到配偶同仔女，當局更加有責任講清楚：佢哋各自接觸咗咩資料，點解短期旅行都要先獲批准？

呢套政策有一個避唔開嘅矛盾。如果執行得好鬆，大部分人同家屬最後都獲批准，咁措施實際防止咗幾多技術外流？如果執行得好緊，經常拒批或者拖延，企業、人才同家庭要付出嘅代價就會大增。仲有第三個問題：今日批、聽日唔批，標準會唔會變？一個家庭要安排探親或者仔女讀書，唔係淨係想知道上一次有冇成功出境，而係想知道下一次可唔可以預先計劃。企業招聘人才、創投投資初創，亦都需要同一種可預測性。審批範圍如果可以隨時擴張，不確定性本身就係成本。

對中國頂尖大學嘅科技畢業生，呢個問題可能喺創業之前已經出現：我今日投入人工智能或者晶片研究，將來公司做大咗，自己同家人出國會唔會變得困難？對海歸人才，問題係返去工作之後，幾年後想再去海外發展，會唔會遇到無法預先估計嘅審批？對創投基金，問題係創辦人可唔可以跨境管理業務，公司將來可唔可以按計劃融資或者出售。呢啲係決策風險，唔係已證實嘅結果。現時冇證據可以斷言，一個科技畢業生入行就會「成世唔准離境」。但人才亦唔使等到終身禁令真係出現，先至考慮喺海外創業。外籍專家同樣會關心自己可唔可以放心離境；不過，九月十五日規定上述技術安全條款，明文對象係中國公民，唔能夠直接套落每一個外國人身上。

而家要靜待實際執行情況。當局應該交代：有幾多人被要求申請？當中有幾多係配偶同子女？一般等幾耐？拒批有幾多宗？決定有冇期限，同埋可唔可以覆核？未有呢啲數據，我哋唔可以聲稱已經有幾多人才或者創投資金因此離開中國。但政策成本亦唔會等數據公布先開始發生。對一個仲未返國、未入職、未創業嘅人，佢首先要決定嘅，係願唔願意承受將來規則可能改變嘅風險。執行太鬆，安全效果要受質疑；執行太緊，就可能將下一批最想吸引嘅人才推到海外。所以最關鍵嘅，始終係講清楚條界線，並用實際批核數據接受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