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樂文書店同榆林書店被指突然失去香港書展參展資格開始，我覺得今次真正值得討論嘅，唔淨止係兩間書店有冇得擺檔，而係香港近年整個文化同出版環境，究竟發生緊乜嘢改變。

根據傳媒報道，樂文書店同榆林書店被取消今年香港書展參展資格。貿發局回覆傳媒時，並冇否認事件，只表示根據參展條款，主辦方擁有最終酌情權，亦唔評論個別個案。到目前為止，外界仍然唔知道取消資格嘅真正原因，所以任何人都唔應該將原因當作既定事實。但正正因為冇解釋，反而令件事引起更多討論。

其實，早一輪獵人書店負責人被拘捕之後，我已經講過，香港涉及出版、文化同意識形態相關嘅事情，正一步一步收緊，而且嗰種壓力，唔一定來自一條清清楚楚嘅規矩，而係來自一種愈來愈難預測嘅環境。我認為，真正值得關心嘅，唔係單一事件，而係制度本身。以前香港當然都有規管。電影有電影檢查。出版有出版法例。但大部分創作者至少知道遊戲規則，知道邊啲內容可能有問題，邊啲內容可以公開發表。近年，令人擔心嘅地方，係制度開始出現兩個變化。

第一，界線愈來愈模糊。究竟邊啲內容可以？邊啲內容唔可以？好多時候，外界都無法清楚知道。第二，就係行政酌情權愈來愈重要。而更加重要嘅，係有時候作出決定之後，未必需要詳細公開交代理由。呢兩樣嘢加埋，就會令市場開始失去可預測性。商業社會最怕嘅，其實唔係規矩嚴。而係規矩唔清楚。

如果一個導演投資幾千萬拍一套電影，一個劇團排練幾個月，一間出版社用一年出版一本書，到最後先知道可能出唔到街、演唔成、或者參加唔到大型活動，之前投入嘅資金、人力同時間，都可能一下子化為烏有。

近年亦曾經出現過類似爭議。例如黃秋生主演、莊梅岩編劇嘅舞台劇《我們最快樂》，原定喺西九文化區演出，但公開售票前被取消場地租用，引起社會廣泛討論。無論大家點睇個別事件，呢類情況都會令文化界開始思考：究竟日後仲可以點樣創作？風險又應該點樣估算？

最值得留意嘅，其實唔係有冇人直接禁止你。而係大家開始自己避。出版界開始自己避。電影界開始自己避。劇團開始自己避。呢個就係政治學同社會學所講嘅「寒蟬效應」。當冇人知道條界線喺邊，每一個人都只會將自己退得更後，以免踩中一條根本冇人講清楚嘅界線。長遠而言，真正收窄嘅，唔一定係法律，而係創作空間。

今次樂文書店同榆林書店事件，未必可以單獨證明任何結論；獵人書店事件亦有其本身法律程序需要處理。但當呢啲事件一宗一宗累積，無可避免會令唔少人產生一種感覺：香港文化空間嘅不確定性，正愈來愈高。而呢種不確定性，唔止影響出版界。亦會影響每一個喺香港生活、工作，同埋準備來香港嘅人。

近年唔少跨國企業，都會要求員工到唔同司法管轄區出差時，加強資訊保安措施，例如盡量減少攜帶敏感資料、使用專用工作裝置等。企業考慮嘅，其實唔係政治立場，而係風險管理。一個國際城市，如果令外界覺得制度愈來愈難預測，企業自然會提高風險成本，文化界自然會提高自我審查，普通市民亦自然會變得更加小心。久而久之，形成一種講唔出口、但人人都感受到嘅肅殺氣氛。

呢種氣氛，未必寫喺法律入面。但佢會存在於每一個人嘅判斷入面。大家會開始問：呢本書可唔可以出？呢套戲可唔可以拍？呢個講座可唔可以辦？呢句說話可唔可以講？當所有人都要先估制度，再決定自己可以做乜，一個城市失去嘅，就唔單止係幾間書店、幾套電影或者幾場演出。

真正流失嘅，係一個社會對制度嘅信心，同埋一個國際城市最重要嘅競爭力——一套清晰、透明、可以預測嘅遊戲規則。我認為，今次事件最值得追問嘅，並唔係支持邊一方，而係如果主辦方行使酌情權，係咪可以有更清晰、更透明嘅標準同解釋。因為一個成熟嘅文化市場，需要嘅從來唔係人人意見一致，而係即使面對爭議，都然有一套令人知道如何遵守、如何預期嘅制度。只有咁樣，香港先可以維持作為國際城市應有嘅文化活力同制度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