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十七日，政府公布香港六月至八月經季節性調整失業率升至百分之三點八，較上一期高零點一個百分點。失業人數增至十五萬三千九百，就業不足率亦升至百分之一點九。李家超回應時強調「本地就業優先」，輸入勞工只會針對性、有限度進行，亦承認勞工市場可能存在配對問題。

但香港面對嘅根本矛盾，唔係簡單嘅「請本地人，定係請外勞」。一方面，香港人口老化，勞動人口長遠減少，部分行業確實缺人；另一方面，失業率又正在上升。兩件事同時發生，反映香港缺嘅唔係籠統嘅「人」，而係特定工種、特定技能同特定工作條件下嘅人。

經濟學上，外勞同本地勞工既可以係替代關係，亦可以係互補關係。如果僱主用較便宜嘅外勞取代原本願意做、亦有能力做嘅本地人，就係替代，可能壓低工資。但如果外勞填補嘅係本地長期冇人做嘅職位，令企業可以繼續營運、擴充生意，佢哋就係互補，反而可能增加本地就業。

香港三、四十萬名外籍家庭傭工，就係最清楚嘅例子。假如香港聽日停止輸入家庭傭工，係咪會立即增加幾十萬個本地就業職位？答案係唔會。因為大部分香港人根本唔願意住喺僱主屋企，長時間照顧小朋友、長者同處理家務。呢個唔單止係人工問題，仲涉及工作模式、私人空間同社會對職業地位嘅觀感。

冇咗家庭傭工，呢幾十萬份工作唔會自動由香港人填補。更可能出現嘅結果，係大量家庭要由其中一名成員退出勞動市場，留喺屋企照顧小朋友或者長者，而承擔呢個角色嘅往往係女性。

所以，家庭傭工並唔只係佔用一份職位。佢哋提供家務同照顧服務，釋放咗大量香港女性嘅勞動力，令更多人可以做醫生、教師、經理、專業人士或者其他工作。輸入一名家庭傭工，可能令另一名本地勞工可以繼續就業。呢個就係典型嘅互補效應。

同一道理亦適用於餐飲同建造業。我以前喺香港經營過十幾間餐廳，洗碗工即使人工去到萬七萬八千蚊，而且主要用機器洗碗，一樣可以長期請唔到人。炎熱天氣下嘅戶外工作、重物搬運、道路工程同部分地盤工序，亦愈來愈難吸引本地年輕人。

如果餐廳請唔到洗碗同清潔人員，結果未必係不斷加人工，直至有香港人肯做。更可能係縮短營業時間、減少座位，甚至結業。到時失去工作嘅唔只係基層員工，亦包括本地廚師、經理、採購、會計同服務人員。

因此，冇外勞並不等於本地人會得到同一份工作；有時反而係成盤生意做唔成，連本地職位都一齊消失。適量外勞就好似經濟機器入面嘅潤滑劑，補上最短缺嘅一環，令其他職位可以繼續運作。

內地大城市亦可以說明呢種勞動力互補。上海長期吸納大量外省勞工，當然，呢啲屬於國內人口流動，唔完全等同香港嘅外勞制度，但背後嘅經濟原理相近。大量外來人口從事建造、物流、清潔、餐飲同各種基層服務，並冇令所有上海本地人集體失業。相反，城市規模擴大、服務供應增加，令更多本地居民轉向銷售、酒店、金融、管理同專業工作，收入同生活水平亦隨經濟發展提高。

原因係勞動市場唔係一個固定大小嘅餅。人口同勞工增加，一方面增加供應，另一方面亦會增加消費、投資同企業產能，創造新需求。外來工人要租屋、食飯、購物同使用交通；企業請到足夠人手，亦先敢延長營業時間、開新分店或者承接更多工程。新增勞動力可以令整個市場擴大，而唔係純粹將原有職位重新分配。

所以，將每一個外勞名額都當成一個被搶走嘅本地職位，係將動態經濟錯誤理解成靜態算術。勞工界同部分反移民政治力量最容易犯嘅錯，就係只計外勞「佔咗」幾多職位，卻冇計佢哋支撐咗幾多企業、釋放咗幾多本地勞動力，以及間接創造咗幾多職位。

不過，話外勞可以增加就業，唔代表政府可以任由僱主輸入。當外勞同本地人競爭同一類職位，而且技能、工作意願相近，替代風險就會上升。僱主亦可能利用輸入制度壓低待遇，逃避培訓本地人。因此，關鍵唔係全面支持或者全面反對，而係分清楚互補同替代。

政府審批時應該問：呢個工種本地有冇人願意做？人工、工時同工作環境係咪合理？本地求職者需要嘅係短期培訓，定係根本冇足夠供應？輸入外勞之後，企業係削減本地職位，定係擴大業務、增加本地管理同專業職位？

李家超講「本地就業優先」，方向冇錯，但政策唔可以停留喺口號。政府除咗公布批出幾多外勞名額，亦應交代本地轉介、面試同聘用結果，更要評估輸入人手之後，究竟取代咗幾多本地人，又保住或者創造咗幾多本地職位。

外勞同本地就業係一個互動關係，唔係零和遊戲。用錯外勞，會壓低工資；用得準確，就可以填補人口下降造成嘅缺口，釋放本地勞動力，支撐企業發展，甚至增加香港人嘅就業同收入。真正有能力嘅政府，唔係靠一句「本地優先」討好兩邊，而係有能力分清楚：邊啲外勞正在搶職位，邊啲外勞其實正在創造職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