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吉爾摩開始作為「普通街頭警察」執勤時，他記得每天處理「多起盜竊案」。當時幾乎全是「傳統犯罪」：「你知道的，誰幹的、破窗、財物失竊、搜尋嫌犯」。那時沒有手機或閉路電視，意味著要多敲門、學會「管理犯罪現場」以尋找線索。

吉爾摩不知情的是，他開始執勤時正接近犯罪高峰。1995年，英格蘭與威爾士估計發生2000萬起犯罪，創歷史新高。此後近三十年，犯罪數量持續下降，2023年降至不到500萬起。許多政客將這「犯罪下降」歸功於自己，這一趨勢遍及富裕國家，主要由盜竊與車輛竊盜減少推動。研究者後來認為，主因是更先進的安全技術。

但有個問題。隨著犯罪數量驟減，破案比例也下降。2015年，約六分之一記錄犯罪導致起訴或傳喚；去年僅約二十分之一。對守法公民而言，這是福也是禍：成為受害者的可能性大減，但若受害，伸張正義的機會也更低。

政客常將此單純視為供給問題。2010至2018年間，英國警察經歷大幅裁員，資深警員被解僱。公眾將無效執法歸咎於缺乏可見的「街頭巡警」。但更好的解釋是，犯罪變得更難破案。隨著案件類型改變與技術進步，警察未能跟上。

國家犯罪調查創辦學者麥克·霍夫說，吉爾摩初入行時的犯罪數量龐大但簡單：偷車兌現快感、搶劫房屋後在當地賣贓物。此類罪犯通常「不太老練」。

如今案件更棘手。過去二十年，報案的性犯罪數量激增三倍，達近20萬起。這大多是好事：更多受害者站出來。但起訴率僅4.2%。調查耗時且困難，警察處理受害者仍常不當，受害者放棄調查的比例激增。

竊賊也變得更聰明。車輛竊盜2013年降至7萬起低點，過去十年上升75%。原因並非年輕人衝動，而是有組織團伙使用電子設備瞄準高檔車，掩飾或拆解後出口遠方市場。霍夫懷疑，隨著罪犯群體縮小，留下的更熟練且動機強烈。

盜竊案維持低位——現代安保系統使搶劫住宅風險高，尤其有人在家工作。但街頭手機盜竊激增，常由蒙面騎自行車者從分心行人手中搶走。去年倫敦報案手機盜竊超7萬起，成為歐洲手機搶奪之都。此類案件線索少，需複雜行動破獲犯罪供應鏈。

犯罪與執法可視為貓鼠遊戲。智能手機普及改變規則，理論上提供大量數據助警方定罪，但實際上他們篩選數據能力差。加密通訊則讓犯罪網絡——如出口偷車與手機者——更容易大規模運作。

調查還面臨日益加重的舉證責任。一名警員承認：「過去我們在法庭上說『我看見他們幹的』。」如今，警方被要求提供三方視角。一名警察抱怨，若無閉路電視、DNA證據與手機鑑識，法官與陪審團可能起疑。現代調查常涉及多達20種證據，警察陷入官僚困境，連簡單案件也無暇處理。

英國並非唯一面對這些壓力。其他國家破案率也下降，但犯罪學家稱英國的下降尤為陡峭。即將發布的白皮書將闡述警察如何應對，這極為必要。三十年下降後，犯罪率正上升，主要由店舖盜竊激增推動，過去兩年翻倍。如今連店舖竊賊似乎都不怕被抓。保持犯罪率低需抓捕一些罪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