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4月，後來成為納粹德國的首席宣傳官約瑟夫·戈培爾，在一篇報紙文章中回答了這樣一個問題：為何國家社會主義者（納粹黨）儘管是一個「反議會政黨」，卻仍然決定參與當年5月的議會選舉。

「我們進入國會，是為了用民主的武器武裝自己，」戈培爾解釋道。「如果民主愚蠢到給我們免費的火車票和薪水，那是它的問題，與我們無關。任何能夠推動革命的方式，對我們來說都是可以接受的。」

納粹政權留下的廢墟上建立的德國戰後聯邦共和國，自此一直受到戈培爾這句話的陰影困擾。一個自由社會該如何防止自己的權利與特權被自由的敵人利用，甚至最終毀滅自身？如何避免像捷克斯洛伐克那樣，讓共產黨在剛建立的民主制度中取得致命的立足點？又比如，2005年巴勒斯坦人選舉馬哈茂德·阿巴斯為總統，2006年選出哈馬斯進入議會，結果至今未再舉行選舉。

對於曾經擁有極權歷史的國家而言，找到這些問題的正確答案並不容易。然而，德國在這方面的表現優於大多數國家。德國保持民主的方式，並不是毫無保留地奉行無限制的自由（畢竟，沒有任何民主國家會這樣做），而是通過嚴密監測民主的敵人，並牢記自己曾經的歷史。這點應該讓所有美國人尤其心懷感激，畢竟，美國曾為擊敗德國的過去政治形態付出了極大的生命代價。

但很顯然，萬斯並不這麼認為。這位副總統上週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的演講，他拒絕承認特朗普在2020年總統選舉中落敗，卻向歐洲聽眾講授「民主價值的退步」，再加上他與德國極右翼政黨「德國另類選擇」（AfD）領袖的會面，引發了醜聞，而這確實是一場醜聞，一座由虛偽構築而成的傲慢紀念碑。

為何AfD讓許多德國人，甚至傳統保守派選民感到憂慮？該黨於2013年成立，最初是對德國在歐洲的財政政策表示抗議。後來，由於反對時任總理梅克爾對超過百萬中東難民的開放政策，該黨進一步壯大。

然而，該黨很快走向極端。2017年，該黨位於東部圖林根州的領袖赫克抱怨稱，德國是「世界上唯一在自己首都樹立『恥辱紀念碑』的國家」，指的是大屠殺受害者紀念碑，並聲稱德國需要「對歷史記憶政治進行180度的徹底轉變」。2018年，當時的黨魁高蘭德則將「希特勒和納粹」貶為「千年輝煌德國歷史中的一滴鳥糞」。

去年，德國調查新聞網站Correctiv報導，2023年AfD政治人物曾與其他極右翼分子在柏林附近的波茨坦一間酒店會面，討論一項「總體計劃」，即所謂的「再移民」，要將「移民」送回其「民族原籍國」，無論這些人是庇護申請者、永久居民，甚至是擁有德國公民身份的人。該會議的焦點人物是一名34歲的奧地利人塞爾納，他曾在青少年時期承認在一座猶太教堂上貼納粹標誌貼紙，後來成為奧地利「認同運動」的領袖。

這樣的背景，部分解釋了為何德國所有主流政黨都拒絕與AfD組成任何形式的聯合政府，儘管該黨在本月的聯邦選舉中民調排名第二。凡斯似乎認為民主就應該包容任何政黨或觀點，那麼值得思考的是，若非AfD的支持率約20%，而是一個帶有反猶、反民主色彩的「穆斯林兄弟會」風格政黨獲得類似支持，他又會作何反應？

AfD帶來的另一個隱憂則與俄羅斯有關。《紐約時報》記者所羅門去年報導，德國議會曾舉行一場秘密會議，議員們聽取了關於AfD政治人物與克里姆林宮相關勢力之間聯繫的證據。AfD否認這些指控，但該黨堅持要終止德國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並重啟從俄羅斯輸送天然氣至德國的「北溪」管道，這一立場絲毫不令人意外。

在特朗普政府的第一個任期內，美國曾極力反對「北溪」項目，理由是它讓德國過度依賴西方的敵人。如今，有人或許該問問特朗普的前駐柏林大使、現任特使格雷內爾，何這屆美國政府如今卻如此偏愛一個與該敵人站在同一陣營的政黨？

當然，未來值得討論的一個議題是，某些歐洲政府是否過度限制了合理的言論自由；另一個值得探討的話題則是，所謂的「主流」右翼政黨，尤其是梅克爾領導下的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在移民、國內安全、財政政策、能源政策等方面，採取了偏左的立場，從而讓保守選民投向極右翼的懷抱。

但當下最重要的問題是：就像歷史上某位英國首相一樣，一位美國副總統在慕尼黑大談理想主義，卻與那些意圖摧毀民主理念的人共進晚餐。這是一場恥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