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十年來，中國一直積極吸引外資。官員鼓勵西方企業以技術換取進入中國龐大市場的機會，從而扶植出中國本土的競爭對手，這些競爭對手往往技術更佳且價格更低廉。隨後，中國開始向西方輸出商品。由此引發的「中國衝擊」被認為是美國工業腹地經濟混亂和困境的主因。然而，如今輪到中國憂慮產業外移，其製造商正紛紛出走。

截至2024年6月的一年內，中國企業在非金融資產上的海外投資創下了1,770億美元的歷史新高。其中超過五分之四可能投向了「綠地投資」項目，即新建而非收購資產，且大多數集中在新興市場。這些資金流的總額大約相當於中國GDP的1%，類似於20世紀80年代中期日本企業每年將低端製造業外移的規模。

當年那波日本對外直接投資（FDI）重塑了全球製造業格局，幫助東南亞國家提升價值鏈。然而，中國的FDI卻在國內外都引發了擔憂。亞洲與歐洲的接受國要求中國企業更多地雇用當地員工、採購當地供應商的產品以及共享技術，而中國政策制定者則在權衡產業外移帶來的優勢與「空心化」國內產業的風險。

這場投資狂潮是中美政策共同作用的結果。特朗普首次擔任總統期間推出的關稅政策，迫使中國企業遷移生產基地以改變商品原產地，藉此避開關稅。同時，中國本地的經營環境也變得更加困難。勞動力成本大幅上升，壓縮了低價商品的利潤空間；消費疲軟以及國家對製造商的巨額貸款擴張，導致生產商陷入價格戰，不得不尋找新市場。

因此，中國企業正將大量資金投入新興市場的工廠，包括生產更高附加值商品如電動車（EV）和芯片的工廠。這與2014至2016年間的中國投資熱潮有所不同，當時政府鼓勵企業「走出去」，投資西方的標誌性資產，如華爾道夫酒店等，用於保值。2016年，富裕國家吸收了中國80%的海外投資，而到了2023年，這一比例僅為30%。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據，這次受益的主要是那些作為「連接者」的國家，這些國家幫助中國維持與西方市場的聯繫。許多這樣的國家位於東南亞。例如，越南吸引了與低附加值商品生產相關的投資，印尼則獲得了與關鍵礦物相關的投資。馬來西亞和泰國成為電動車項目的據點。

儘管這些國家希望發展更高端的製造業，但中國的投資浪潮卻未帶來多少益處。首先，中國企業傾向於僱用自己的工人。2024年1月至11月，中國招聘平台發布了超過41.8萬個涉及海外工作的招聘職位。即使在勞動力資源充足的德國，中國電池製造商寧德時代的工廠中，五分之一的員工仍是中國國民。馬來西亞前投資部副部長王建民表示，中國項目中當地員工「很少能超過一半」。一位馬來西亞官員坦承，要求項目僱用當地與外籍員工比例達到80:20的規定從未真正執行。

此外，中國官員也努力將技術留在國內。中國商務部已要求電動車企業不得將核心技術出口，以免給其他國家帶來競爭優勢。2024年12月，政府開始要求企業獲得許可才能出口敏感技術。監管部門試圖限制海外業務成為「螺絲刀」工廠，即工人在當地僅負責組裝來自中國的零部件，而非本地採購。這種對中國進口的依賴在貿易不平衡中顯而易見。2024年前十個月，東盟十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達到1,440億美元，比2023年同期增長了38%。

中國企業還擠壓了當地競爭對手。隨著工廠設立，中國企業獲得了市場份額。2023年，中國汽車製造商在泰國市場的佔有率翻了一番，達到11%，擠壓了競爭對手，也讓當地零部件製造商的生存更加困難。鈴木公司是2024年6月前一年在泰國關閉工廠的2,000家企業之一，工廠關閉數量比2022至2023年增加了40%。泰國一位主要汽車零部件製造商警告說，上游供應商可能會被徹底淘汰。

這種情況使接受投資的國家感到不滿。一位吉隆坡官員表示，「中國投資者不能只是使用我們的土地，卻不僱用我們的人或購買我們的產品。」馬來西亞計劃自2025年起根據企業僱用外籍員工的比例徵稅。東盟也在與中國談判新的自由貿易協定，據稱協定將包括中國承諾共享技術的條款。一些人希望特朗普在重返白宮後，對中國產品的重新貼牌採取更強硬的態度。

在這些壓力下，中國投資者或許最終會本地化其業務。寧德時代在德國圖林根工廠的一名代表最近表示，工廠的餐廳現在除了提供中餐，也供應當地菜肴。東盟國家的官員對新進企業能建立新的供應鏈持樂觀態度。但中國企業也必須應對國內的政治壓力。海外生產越本地化，中國政策制定者越認為這對國內經濟構成威脅。

中國對產業外移後果的擔憂正在增加。知名民間經濟學家羅志恒於2024年9月撰文指出，短期內，產業外移對中國總體出口的影響有限，但長期風險如產業空心化、宏觀經濟波動和失業率上升，需引起重視。

儘管一些經濟學家認為，轉移低價值生產將使中國專注於高價值製造業，但地方政府仍希望保留低價值出口。一位來自晉江的官員告訴國家媒體，外移企業無法複製當地的供應鏈。嘉興這座鋼鐵城市的官員則詢問企業的外移意圖，警告無序外移投資對經濟穩定的風險。

由於國家規劃者推動企業在同一城市或省份內採購供應商，一些學者擔心，本地龍頭企業的外移投資可能損害鄰近供應商，進而對地方就業造成集中的衝擊。國家智庫的經濟學家呼籲官員「盡可能將龍頭企業的主要部分留在中國」，並「防止資本的集群式外移」。

與2016年相比，當時中國對產業外移的擔憂相對較少，決策者迅速限制了海外資本流動，引入外匯上限並實施紅綠燈系統，以限制或禁止某些海外投資，使投資流量在一年內減少了35%。但如今，迴避美國關稅的需求令中國獲益，這使得情況更加複雜。

儘管如此，中共開始承認「外部環境變化」帶來的壓力加劇。在12月的一次年度經濟政策會議上，領導層將就業及其對社會穩定的影響確定為2025年的優先事項。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多次呼籲供應鏈實現「自立自控」，即由中國掌握。他更希望低價值產業遷移至中國內陸貧困地區，以保持對供應鏈的掌控。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於5月讚揚位於中國西南和西部的雲南及重慶，成功吸引了來自東部富裕地區的企業。「在全球產業鏈加速重構的背景下，」規劃部門寫道，中國應發揮「大國經濟深度優勢，穩住製造業根基」。政治因素促使企業外移，也可能最終將它們召回國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