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貸款給財政困難的貧窮國家領導人帶來兩難局面。自2010年代「一帶一路」倡議啟動以來，中國開始在海外基建項目上投入巨額資金。在倡議的首個十年間，中國官員向約150個國家提供了數千億美元的貸款，幫助興建管道、港口、鐵路及其他基礎設施，旨在擴大中國對全球貿易的影響力。

部分新興市場的官員及西方外交政策專家擔心，中國的真正目的是讓貧窮國家背上過多債務，當這些國家無法償還時，中國便能接管資產，從而不僅擴大對貿易的影響力，更掌握關鍵的控制權。

幸運地，如今這些擔憂似乎有些言過其實。中國的貸款規模已經增長到非常龐大，並成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最大的雙邊債權國。雖然許多借款國的政府多年來一直面臨償還困難，但中國並未因此大量接管土地。相反，中國貸款機構幾乎總是允許這些國家延長還款期限。因此，財政困窘的國家現在可能比以往更願意將中國視為最後的貸款選擇。

然而，有兩個因素值得這些國家三思。第一，自「一帶一路」啟動以來，這些國家的債務規模大幅膨脹。2012年至2022年間，有資格獲得世界銀行最低息發展貸款的78個國家的名義利息支付增加了四倍，達到創紀錄的240億美元。第二，哈佛大學的劉琦（Qi Liu）與普林斯頓大學的莫斯利（Layna Mosley）共同撰寫的一篇新研究報告顯示，從中國借貸不僅成本高昂，還會令這些國家從其他渠道借貸的成本上升。

這或許並不令人意外，但值得探討的是，新增貸款是否可能降低其他債務的成本。正如喜劇演員鮑勃·霍普（Bob Hope）所說：「銀行是一個如果你能證明你不需要錢的話就會借錢給你的地方。」主權債券市場可能有類似的運作方式，一筆新貸款可以證明一個國家仍然有信貸渠道，降低其資金短缺及違約的可能性。

此外，新貸方——例如中國，而非債券市場或多邊機構，也表明該借款國擁有多樣的資金來源，更具穩定性。而且，用於盈利基建項目的貸款，例如修建基礎設施，可能提升一個國家的生產力，從而更容易償還所有債務。

然而，事實證明，當國家向中國借貸時，以上邏輯僅部分成立。劉琦與莫斯利研究了新興市場政府債券的收益率，對比它們在宣布接受中國貸款前後的變化。與56個類似國家的指數相比，平均而言，宣布接受中國貸款的國家的債券收益率上升了0.05個百分點。這一升幅在為流動性或預算提供支持的貸款中更大，而為基建項目融資的貸款則較小。有趣的是，即便是涉及舊貸款而非新撥款的公告，也會導致借貸成本上升。

那麼，債券持有人是否反對所有新貸款，還是僅針對中國的貸款？為了解答這一問題，研究人員重複了該研究，但這次使用的是世界銀行貸款公告的數據。結果顯示，這些公告並未引發收益率的顯著上升。他們還研究了中國與其他貸方聯合提供的貸款。與僅由中國提供的貸款不同，聯合貸款反而降低了收益率。這表明，債券市場特別視中國貸款為比其他來源更高風險。

莫斯利推測，中國貸款的秘密性可能是導致風險評估升高的原因。其他貸方可能擔心中國的債務隱藏了「冰山一角」。中國在債務重組方面一向不願與其他貸方合作，這也加劇了不信任感。不過，莫斯利提出了一個更簡單的解釋，即中國貸款發出的悲觀信號並非因為其不正當行為的擔憂，而是因為其貸款可能缺乏商業盡職調查。她說「我認為，中國的貸款不一定經過充分的商業審核，因為它們是出於政治目的。如果新貸方看起來對能否收回貸款並不關心，那麼舊貸方的擔憂也就不足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