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中國連續發生多起暴力襲擊事件，令社會震驚。11月11日，在南方城市珠海，一名男子因對離婚後財產分配不滿，駕車衝入人群，造成35人死亡，43人受傷。五天後，東部城市無錫一所職業學校發生刺殺事件，一名前學生因畢業後薪資不滿刺死8人。再過三天，在湖南常德市，一輛汽車撞向小學門口等候的家長群體，造成多人受傷。

這類事件在中國被稱為「報復社會」式襲擊。這些慘劇在一個犯罪率相對較低的國家已變得令人熟悉。今年以來，在珠海事件之前，中國至少發生了六起類似襲擊，包括北京一所學校和上海一間超市的襲擊案件。這些襲擊的作案者通常使用刀具或汽車作為武器，多因憤怒或絕望而將怒氣發洩到無辜路人身上。許多中國人對此尋求解釋，一些人甚至質疑這些暴力事件是否與經濟困境有關。

然而，這類討論可能引發對共產黨治理的質疑，因此不受黨的歡迎。不過，中國政府似乎已將這些襲擊視為潛在深層問題的徵兆。在珠海事件發生兩天後，國家主席習近平要求全國各地官員「維護社會穩定」並「從源頭控制風險」。11月27日，黨媒《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呼籲民眾「高度警惕，如履薄冰」。隨後，全國各地官員展開安全升級行動，識別可能的麻煩製造者，並試圖化解潛在衝突。

由於媒體和民意調查受到嚴格管控，很難確定社會的不滿程度。然而，官員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擔憂。房地產市場危機導致房價下跌，侵蝕了許多人的畢生積蓄；開發商違約讓許多人面臨未完工的住房；而製造業因產能過剩和需求疲弱，破產案例激增。華盛頓智庫「自由之家」統計顯示，2024年第三季度中國發生937起抗議活動，比2023年同期增加27%，其中多數與經濟問題有關。

青年群體，歷史上經常是中國社會動盪的源頭，如今受到不成比例的打擊。今年，中國有創紀錄的1,180萬大學及職業院校畢業生，但就業機會卻供不應求。儘管青年失業率在今年稍早有所下降，但近月來再次攀升。

在這些壓力下，過去一年官員已經加強了維穩力度。珠海事件後，這些努力進一步加碼。11月21日，公安部部長王小洪要求警方啟動「冬季行動」，通過檢查和巡邏「防範極端事件」。兩天後，中國最高法院法官承諾將對暴力行為進行嚴厲懲罰，以讓公眾「真正感受到公平正義」。目前，北京的學校和幼兒園外已部署了警車。

政府還試圖找出可能引發問題的人群，重點關注所謂的「四無五失」人群，包括缺乏穩定工作或婚姻的人，以及企業破產或背負巨額債務者。11月16日，廣東省當局宣布將使用監控「天網」追蹤這些群體。

理想情況下，官員希望在矛盾激化前化解問題。11月19日，中國最高檢察機構要求地方政府及時發現衝突跡象，將其「消滅於萌芽狀態」。一些企業被要求在裁員前三思，尤其是針對可能情緒不穩的員工。內蒙古部分地區的地方政府則要求企業為員工提供心理輔導。

普通市民也被動員協助當局監控潛在風險。這種做法被稱為「楓橋經驗」，最早由毛澤東提出，後來在習近平時代得到復興。根據此模式，民眾被鼓勵監視鄰里間的糾紛跡象。11月15日，福建省官員宣布，將利用楓橋經驗監控從鄰里爭吵到「愛情婚姻糾紛」等各種問題。

這些措施能否防止未來的襲擊？加州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的裴敏欣指出，中國當局無法監控所有需要關注的人群。根據政府文件和警察報告，他估算當局最多同時監控1,000萬至1,500萬人。雖然這已是龐大的數字，但相較於14億人口，仍顯不足。

更麻煩的是，許多地方政府資金短缺，一些甚至難以按時支付公務員工資。香港城市大學的劉冬樹認為，這些限制可能迫使當局在明年年初就放鬆目前的鎮壓措施。他預測，在中國春節結束前，社會穩定行動的力度將維持高強度，因春節一向是特別敏感的時期。

政府措施的批評者認為，中國高度控制的社會缺乏釋放壓力的機制，導致不滿情緒積壓。復旦大學教授曲維國在襲擊事件後在微博上發表文章，指出「報復社會」的施害者感到無其他途徑表達訴求，因此才採取極端手段。他認為，解決之道應包括開放更多公共渠道供民眾投訴。

然而，曲教授的文章很快被刪除。黨官員似乎仍堅信，只有進一步加強控制才能解決問題，而非放鬆管制。他們喜歡將中國的治理模式與西方政府的「放任」方式相比，強調後者經常陷入混亂。儘管中國表面上似乎是一個穩定的模範，但顯然，政府對當下的形勢並不這樣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