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一獲得連任，國內外便開始推測他在第二任期將會採取什麼樣的外交政策。這並不容易預測。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本能是複雜的。他確實不想掌管新一輪的「無盡戰爭」，即在偏遠地區為了他認為對美國核心利益邊緣化的問題而展開的難以取勝的小規模衝突。但他也喜歡成為一位強大的世界領袖，對全球議題的介入具有決策性影響。雖然他並非新保守派的干涉主義者，但也不易被限制。

最終，事件比起教義更會驅動和定義特朗普的外交政策。這便是現實。布殊上台時希望降低外交政策在美國中的地位，直到他和整個國家遭遇了9/11事件。奧巴馬宣誓就職時並未預料到自己會推翻卡扎菲並派兵進入敘利亞和伊拉克。拜登上任時也沒有料到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會籠罩他的總統任期。

同樣地，特朗普的意願或許不如外國勢力的行動來得重要。中國封鎖台灣、俄羅斯襲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員國、美國遭遇重大恐怖襲擊，或伊朗引爆核武，這些都會迫使美國政策做出巨大改變。話雖如此，2017年以來全球政治的變化為特朗普提供了比首次宣誓就職時更大的活動空間。

以歐洲為例，當特朗普首次進入白宮時，經驗豐富的德國總理默克爾領導著一個強大的國家聯盟，不久後便有當時聲望高漲的法國總統馬克龍加入。而這次情況則有所不同。德國脆弱的聯合政府在美國投票點算時便已倒台，而馬克龍雖經驗更豐富，但其影響力已不如他剛上任時。

在氣候議題上，歐洲內部分歧及選民對能源成本的擔憂削弱了特朗普的反對力量。在移民問題上，歐洲的態度逐漸接近特朗普立場。歐盟不再自信，對自身安全缺口的認識更強，對中國的擔憂增多，團結程度下降，領導力也比特朗普首任期開始時要弱。

在烏克蘭和俄羅斯問題上，肖爾茨和拜登的政策對烏克蘭的支持有限，激怒了俄羅斯，卻未為基輔開闢勝利之路。可以強力支持烏克蘭以迫使普京撤退，也可以說接受烏克蘭和俄羅斯達成莫斯科可接受的協議會更為誠實且更具經濟現實性。但拜登和肖爾茨選擇的模糊中間路線令人失望，這給了特朗普改變路線的空間。

在中東，美國的伊朗政策陷入空白。2017年，伊朗核協議得到美國主要盟友的強烈支持。儘管努力，拜登團隊未能恢復舊核協議，也未找到美伊關係的替代路徑。上週針對伊朗刺殺特朗普陰謀的刑事指控，為特朗普推行強硬的反伊政策提供了比2017年更堅實的法律和政治基礎。

在北美，加拿大和墨西哥自2017年以來也發生了政治變化。加拿大總理杜魯多使加拿大成為全球「覺醒」運動的旗手，但同時抑制了經濟增長。墨西哥的司法改革和向左傾、類似威權的民族主義方向發展讓外國投資者感到擔憂。

中國不斷加劇的經濟問題也為特朗普提供了對北京的籌碼。習近平正試圖挽救房地產行業和地方政府，並刺激受房地產低迷影響的中國消費者的支出。龐大的過度投資導致汽車到鋼鐵等依賴出口的行業產能過剩。這讓習近平在面對美國貿易壓力時更加脆弱，或許也更有意願與特朗普達成協議。

儘管有這些機會，世界依然危險。普京在特朗普再次上台之際，於俄羅斯國家電視台播出特朗普第一夫人的舊模特照片去嘲弄他。他不太可能向特朗普提供在烏克蘭的廉價和平。而中國繼續大規模軍事擴張，東亞的重要盟友質疑美國的可靠性，同時也不滿特朗普的貿易政策。包括以色列在內的中東盟友正在接近俄羅斯。

中國、俄羅斯、伊朗和朝鮮並不希望美國強大。他們想讓美國失敗。特朗普唯有在應對這些比上週擊敗的民主黨更為聰明、資源豐富且無情的外國對手時，才有可能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