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競選過程中，賀錦麗一直遵循拜登的外交政策。但在至少一個重要領域，她與拜登之間略有分歧，那就是美中關係。根據她對此問題的少量評論，賀錦麗似乎比她的上司更不具鷹派立場。

她不願將中國視為現實或潛在的敵人，並希望當選後能夠與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保持對話。與她的競爭對手·特朗普不同，她對貿易戰不感興趣。她的一位高級顧問告訴《經濟學人》：「衝突不是迫在眉睫。我們的工作是確保它不會迫在眉睫。」

最明顯的證據來自於台灣問題，這是一個民主、自主的島嶼，中國誓言要「統一」，必要時將動用武力。拜登在其總統任期內曾四次表示，如果中國試圖入侵台灣，美國將進行防衛。然而，當賀錦麗本月在接受CBS新聞採訪時被問及這個問題時，她並未重申拜登的承諾：「我不會進入假設性問題。」

賀錦麗刻意回到了拜登之前的「戰略模糊」政策，即美國不會明確表示是否會干預台灣和中國大陸的衝突。在台灣海峽軍事緊張加劇的時期，每一句話都被仔細分析，此舉顯得尤為引人注目。

這也與特朗普的評論形成了鮮明對比，特朗普表現出另一種模糊態度，時暗示台灣不值得保護，有時則表示他會以懲罰性關稅威脅習近平，以阻止入侵。當被問及是否會威脅動用軍事力量時，特朗普對《華爾街日報》說：「我不需要這樣做，因為他尊重我，知道我有點瘋。」

在非瘋狂的世界裡，戰略模糊是1979年《台灣關係法》的一部分，該法在美國從台灣的國民黨轉向承認中國大陸的共產黨後通過。該法承諾美國將為台灣提供武器，以使其能夠自我防衛，並維持自身「抵抗任何武力或其他形式的脅迫」，儘管這並非一項防禦條約。

賀錦麗的非承諾立場「符合《台灣關係法》」，她的顧問說。言下之意是，拜登偏離了這一常規，儘管他的官員否認了這一點。賀錦麗可能希望向習近平保證，美國並不在推動戰爭。然而，危險在於習近平可能會將此解讀為美國削弱決心。

賀錦麗在接受CBS新聞採訪時提供了另一個耐人尋味的線索。當被問到美國的最大對手是哪個國家時，她指向伊朗，稱該國「沾滿了美國人的鮮血」。華盛頓的大多數政客可能會點名中國。拜登的國家安全戰略指出，中國是「唯一一個既有意圖重塑國際秩序，並且越來越具備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力量的競爭對手。」

或許賀錦麗把伊朗放在首位，是因為該國剛剛向以色列發射了超過180枚彈道導彈。她的顧問堅稱，賀錦麗對中國問題「眼光清晰」，並指出她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言論，當時她誓言要確保美國會贏得21世紀的競爭；我們要加強，而不是放棄全球領導地位。此外，作為副總統，賀錦麗的大部分外交政策經驗都與亞洲盟友有關，這些盟友因中國的好戰行為而感到不安。

儘管她的言論和她的幕僚團隊的言論大體與現行政策一致，但語調感覺比拜登或特朗普都要柔和。賀錦麗可能談論的是競爭，而非威懾。她曾表示：「我們必須能夠競爭並獲勝。我們不應該尋求衝突。」她強調保持溝通渠道的必要性。對中國唯一的警告是，正如她的顧問所說的，「如果中國入侵台灣，將會有實實在在的經濟後果。」

不可否認的是，賀錦麗正陷入兩難境地。政策差異要麼顯得不忠，要麼引來搖擺不定的指控。賀錦麗也不希望被特朗普從側翼包抄，她曾指責特朗普對習近平過於軟弱。她的幕僚團隊表示，她完全接受拜登的「負責任地管理與中國的競爭」政策。在競爭的一方面，這包括國內的工業政策、限制對中國的高科技出口以及加強在亞洲的盟友關係。在負責任管理的一方面，則包括與中國在限制芬太尼走私方面的合作、人工智能的對話、與中國領導人的接觸以及恢復兩國軍事指揮官之間的溝通。

自2023年11月拜登與習近平舉行峰會以來，兩國之間的緊張局勢，曾導致海上和空中的危險對峙，現時已經有所緩和。但鑑於烏克蘭和中東戰爭正如火如荼，且中國與俄羅斯、伊朗和朝鮮之間的合作越來越緊密，這種友好關係可能無法持久。7月，一個由國會授權的兩黨委員會對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發出警告，稱美國面臨自1945年以來「最嚴重和最具挑戰性」的威脅，包括「近期大規模戰爭的潛在可能性」。

賀錦麗的團隊似乎並不認同這種恐懼，且沒有跡象表明他們會響應委員會要求大幅提高國防開支的呼籲。至於「獨裁者軸心」，她的顧問說：「他們之間合作越多，我們就越能團結盟友到我們這邊。」如果當選，賀錦麗的對華政策將取決於她所面臨的世界局勢以及她任命的人選。而拜登擁有大量的外交事務經驗，令許多人驚訝的是他對中國的強硬態度。

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布蘭切特（Jude Blanchette）表示，民主黨內部一些人認為拜登走得太遠，並希望採取更柔和的立場。的確，一些民主黨人認為中國是「獨裁者軸心」中最易妥協的一員。它希望某種形式的世界秩序，並且在某些領域與美國合作。前特朗普政府的白宮官員卡納帕西（Ivan Kanapathy）補充道：「如果你在任期間有兩場戰爭，而你又不打算提高國防開支，那麼你就必須在太平洋地區進行降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