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的BioBay科學園區位於上海以西，是一個致力於推動人體科學知識的地方，但這裡幾乎看不到生命的跡象。在一棟五層樓高的大樓中，有著生物科技和製藥初創公司，但整棟大樓中唯一的聲音來自於深處的一台發電機運轉的聲音。

許多租戶不是搬離了就是倒閉了，加上該行業資金短缺，導致許多辦公室空置。一些投機的商人趁機低價購買便宜的電腦和實驗室設備，再轉賣到馬來西亞或印尼，他們的名片散落在辦公室裡。許多辦公室積滿了灰塵。

BioBay表示，它正在「希望將空置的空間分租給新公司」，但這座曾被視為中國尖端科技進步典範的國有園區，如今的蕭條反映出中國風險投資行業的更廣泛趨勢。一位北京的高管說：「中國曾是繼美國之後全球最好的風投目的地」，他指的風投是高風險初創公司中進行私人投資的業務。

創始人和投資者對於回到疫情前的輝煌時代幾乎不抱希望，當時阿里巴巴和騰訊等公司利用經濟快速增長和移動互聯網的崛起，成為全球重要的科技企業。這位高管接著說：「整個行業就在我們眼前死去，創業精神已經死了，真是令人難過。」

悲觀的情緒也反映在數據中。根據數據提供商IT桔子，2018年是中國風投投資的巔峰，共成立了51,302家初創公司。到了2023年，這一數字急劇下降至1,202家，而且今年還可能更低。

倫敦經濟學院副教授金刻羽指出，這個行業「對於激發中國的創業活力至關重要。」她警告說：「全球投資的外流和中國公司估值的急劇下降將損害國家的創新動力。」該行業的危機部分反映了中國經濟的放緩，經濟受到長期疫情封鎖、房地產泡沫破裂和股市停滯的影響。隨著中美雙邊緊張局勢加劇，美國投資者也大多撤出。

但這也是習近平主席一系列政治決策的直接結果，這些決策極大地改變了中國民營企業的經營環境，包括打擊被視為壟斷或不符合共產黨價值觀的科技公司，以及反腐運動持續波及商界。

《紅色賭盤》一書的作者、前地產大亨沈棟表示，共產黨「扼殺了私營部門。」他補充說：「成功的企業家……可以預期會被嚴密監控，無法將資金轉移到海外，其交易和公開聲明也會被審查。他們的錢就是國家的錢。」

《金融時報》採訪了11位風險投資公司的高管，包括國有和私人基金的高管、行業專家、學者和企業家。大多數人不願透露姓名，因為他們無權代表投資者發言，但他們都描繪了這個曾經是全球最具活力和競爭力的市場的蕭條景象。

一位業內人士說：「五年前，風險投資和私募股權的人是世界的主人。他們是中國最樂觀的一群人，現在他們就快有抑鬱了，你再也看不到他們了。」像阿里巴巴的馬雲和騰訊的馬化騰這樣的創始人，激勵了一代中國企業家，他們希望通過將公司上市來賺取財富。到2020年最後一季度，這兩家公司的總市值高達1.5萬億美元。

但這一夢想在2020年11月開始瓦解，當時北京在螞蟻集團的IPO前兩天取消了上市，螞蟻集團是從阿里巴巴分拆出來的金融科技公司。馬雲被當局傳喚進行所謂的「監督性會談」，這也拉開了對科技行業更廣泛打擊的序幕，凸顯了在中國投資的不可預測性。

自那以後，推動一代風險承擔企業家的樂觀情緒逐漸被削弱。「沒有理由創辦公司，」一位上海的連續創業者說。「我們為什麼要承擔風險？我們已經失去了五年的初創企業。」

許多初創公司向投資者出售股份時承諾，如果在某個日期前未能上市或被收購，他們將回購這些股份。然而，隨著大批失敗潮的到來，風投公司開始通過法院向破產的被投公司追回資產。

中國商業刊物《財新》在8月報導稱，中國領先的國有風投公司深圳市創新投資集團自2023年以來已提起41起訴訟，其中35起是針對未能按期上市且未回購股份的公司。業內人士表示，雖然這種回購條款多年來，尤其是在人民幣基金中屢見不鮮，但因為總有足夠的成功案例，這些條款很少被強制執行。

然而，這一計算方式已經改變。多位業內人士表示，如今他們在外部投資者的壓力下不得不返還資本。結果，北京一位投資者表示，該行業已經「變成了一個追債怪物」。

大多數情況下，投資公司知道幾乎不可能收回他們的投資。另一位北京人民幣基金的高管補充說：「我們知道大多數創始人沒有能力還錢，但我們必須向政府表明我們已經努力追回資金。」第三位高管說：「你不想被指責為丟了公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