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龐大經濟體正面臨同樣龐大的信心危機，而日益缺乏準確資訊只會使情況雪上加霜。即使中國正在與房地產崩盤作鬥爭，服務業在8月份的一項指標中顯示增長放緩。消費者感到厭倦，多國企業正以創紀錄的速度撤出資金，外國觀察家也在下調對中國經濟增長的預測。

這股悲觀情緒反映了真實的問題，從未完工的房屋到壞賬，也反映了對中國資訊日益增長的不信任。外界普遍認為，政府正在操控數據，壓制敏感資訊，有時甚至對經濟提出荒謬的建議。這種資訊缺口惡性循環：經濟越脆弱，資訊就越被壓制，人們的神經就越緊繃。這不僅僅是信心週期性問題，中國若在長期以來的資訊部分自由化政策上倒退，將更難完成其重組經濟、發展新產業的雄心壯志。中國有可能像蘇聯一樣，成為不僅不自由而且低效的專制統治例證。

習近平主席上台後加強審查是眾所周知的。社交媒體賬號被日益嚴格監控，官員對外交流更加謹慎，學者擔心被監視，商人們則被迫迎合黨的口號。更少被注意的是技術數據的逐步消失，特別是那些讓黨尷尬的數據。

青年失業率這個巨大的問題已被「改進和優化」，即是被調低了，國際收支數據變得如此混亂，連美國財政部都難以理解。8月19日，證券交易所停止發布每日外國投資流入數據。隨著經濟數據越來越不透明，私營部門難以做出明智決策，官員們也可能面臨同樣的困境。

要理解這一變化的意義，我們可以回顧20世紀中葉。在目睹了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極權主義後，自由主義思想家如波普爾和哈耶克認為政治自由和經濟成功密切相關：分散的權力和資訊防止了暴政，讓數百萬家企業和消費者能做出更好的決策，過上更好的生活。蘇聯的解體證明了他們是對的。為了維持政治統治，蘇聯領導人無情地控制資訊，但這需要殘酷的鎮壓，令經濟缺乏價格信號，並創造了一個謊言的體系。到最後，連蘇聯領導層都無法掌握真實的情況。

隨著中國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更加開放，其領導人希望在保持控制的同時避免蘇聯的錯誤。多年來，他們允許商業、經濟和科學領域的技術資訊更自由地流動。想想那些在紐約上市的中國公司向投資者披露信息，或者科學家與國外團體分享新研究成果。科技似乎為審查大眾輿論提供了一種更精細的方法，互聯網被密切監控，但並未被完全禁止。

中國高層領導人也加倍努力了解實際情況。數十年來，中國一直運行一個被稱為「內參」的系統，由記者和官員編寫私人報告。比如在天安門廣場抗議期間，領導層不斷接收最新資訊，對技術抱有幻想的黨內忠誠者認為，大數據和人工智慧可以改進這套系統，為最高領導打造一個高科技的「全景監控」，實現蘇聯未能實現的開明中央計劃。

如今，這種半開放、高效能的中國模式正受到質疑。在日益擴大的恐懼文化和將國家安全置於經濟之上的決心下，中共無法或不願限制其對資訊流的干涉範圍。貨幣政策文件和中國大型銀行的年度報告如今引述習近平思想，連原本枯燥的外國管理顧問也被當作間諜看待，這種情況發生在中國愈加複雜的經濟體系需要更靈活和複雜的決策之時。

最明顯的結果是個人自由的退縮，在部分開放的場合中，中國變得更加壓制。許多中國人仍然持有自由觀點並享受辯論，但限於私下場合，他們對黨構不成立即威脅。

資訊缺口的其他影響則構成更大的威脅。隨著價格信號變弱，資本配置變得更困難。這發生在一個微妙時刻，勞動力減少，中國必須更多依靠提高生產力來推動增長。這一切都關乎如何善用資源，中國需要從廉價信貸和建築業轉向創新產業和消費經濟，這就是為何資本支出大量湧入電動車、半導體等領域。然而，如果投資基於對供需的錯誤計算，或補貼和利潤數據被隱瞞，中國經濟成功轉型的機會微乎其微。

中國的支持者可能會反駁說，國家主要決策者仍掌握良好的資訊來引導經濟。但實際上，沒人知道習近平究竟看到什麼數據和報告。此外，隨著公共領域的空虛，私人資訊流動也可能愈發扭曲且缺乏監督。沒有人願意簽署表明習近平其中一項重要政策失敗的備忘錄。

經歷了20世紀中葉的恐怖後，自由思想家認識到，自由流動的資訊能改善決策，減少重大失誤的可能性，並使社會更容易進化。但當資訊受到壓制時，它就會變成權力和腐敗的源頭。隨著時間推移，扭曲和低效率會不斷積累，中國有巨大的機遇，但也面臨巨大的問題，一個充分知情的公民社會、私營部門和政府將更能應對未來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