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施廣泛的第 23 條，香港的領導人有可能變得和中國大陸的官員一樣偏執和過度熱心。

外國公司有充分的理由懷疑這部名為「第 23 條」的嚴厲新安全法會如何影響它們。 美國表示對該法律措辭模糊感到「震驚」。 有些人擔心其中關於「國家機密」的定義可能包含「與香港和中國政府相關的社會、經濟和技術資訊」，這可能導致企業高管和金融專業人士僅僅因為履行職責就被指控間諜罪。

對此，香港官員堅稱該法律符合國際規範，只要媒體機構、金融界和非政府組織只從事「正常活動」，就不必擔心。 行政長官李家超將此舉稱為「愛國主義的高峰」。顯然，法律如何實施 - 是以香港傳統奉行的自由放任態度和法治精神為指導，還是採用大陸更嚴厲的手段 - 這將是關鍵。 在這方面，令人擔憂。

根據上週六生效的第23 條，任何意圖犯下廣泛罪行之一的人，包括煽動仇恨、蔑視或敵視中國或香港政府和其他實體，現在都可能被視為煽動叛亂罪，可判處嚴重監禁 。 那些被定犯下定義寬泛的「叛逆、分裂國家和顛覆政權罪」的人可能會被判處終身監禁。 「勾結外國勢力」是另一個定義模糊的罪名，可能會讓被告入獄長達 10 年。

在接受這種新的國安制度時，香港似乎也採納了中國一黨制政體長期以來根深蒂固的政治特徵。下級官員容易走向極端，在中國大陸，這表現為地方當局過度熱心地執行政策，他們擔心採取更溫和務實的行動會使自己被指控意識形態異端和對共產黨政治不忠。

這些官員常常過度解讀高層領導的意圖，並以過度的熱情執行政策，給中國人民帶來了不必要的痛苦。 最經典也是最糟糕的例子仍然是大躍進大饑荒。 當時為了表示對狂妄自大的黨魁毛澤東的忠誠，官員們誇大了他們轄區糧食產量。 他們隨後沒收了農民的糧食以達到更高的上繳配額，最終導致超過 3,000 萬人死亡。

最近，許多中國當局在疫情期間為了執行「清零」政策而採取了極端措施。 卡車司機甚至被困在高速公路上，無法獲得食物和基本必需品，只是為了讓官員們能夠將病毒拒之門外並給上級留下好印象。

第 23 條如此迅速地被提出和通過似乎反映了類似的熱忱。 香港領導人沒有留出足夠的時間讓公眾進行適當諮詢和立法機構進行詳細辯論。 事實上，他們也沒有給自己足夠的時間向選民解釋和證明這項新法律的合理性，更不用說國際了。

香港似乎正從北京身上習得的第二個特質是政治上的偏執妄想。 中共黨員領導人習慣於過度放大實際存在的威脅，並且製造比必要更多的敵人。因此，他們容易採取昂貴的措施來打擊虛構的敵人，最終扼殺了正常社會必不可少的公民自由，卻對政權安全改善甚微。

觀察香港當局在 2020 年面對大規模民主抗議浪潮時，如何實施中國強加的另一部國安法就頗具啟發性。香港保安部隊迅速開始起訴和監禁活動人士，其中包括年僅 15 歲的青少年和一位 90 歲的高齡天主教樞機主教。 雖然政府會辯稱嫌犯是經過法院公正審判後被定罪，但其效果仍然是扼殺任何可見的反對聲音。

國際商界當然可以抱持最好的期望。 然而，鑑於歷史，除非中國大陸政權發生戲劇性變化，更可能的狀況是新法規將被嚴格執行，限制隨著時間推移會擴大，而不是縮小。 例如，儘管香港政府最近否認中國大陸的防火牆會擴大到涵蓋這個前英國殖民地，但北京不可避免地會像在其他地方一樣試圖控制那裡的資訊。

很快，外國公司可能會發現將他們位於香港的業務轉移到中國大陸城市，例如深圳或上海會更有利可圖。 如果他們不能指望在香港獲得更強的保障措施來抵禦政府的任意行為，那麼繼續在成本高昂的香港運營就沒有多大經濟意義了。

如果香港官員認為透過第 23 條將能緩解外國企業之間的擔憂，他們可能會感到失望。 香港領導人越像是在效法中國大陸的對應做法，就越肯定會引起更多疑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