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這個正適應北京實施的國安法並引入自己版本國安法的城市，全球企業在這裡面對實際的商業障礙。 美國律師事務所瑞生正在切斷其律師與國際資料庫的連接，德勤和畢馬威要求員工在訪問香港時攜帶臨時手機，儘管律師事務所沒有明確說明他們這樣做的原因，但其他一些全球公司正在討論是否採取類似措施。

受影響的員工和競爭公司有時會覺得這些舉措過於誇張。 沮喪的顧問表示，他們不明白為什麼不能使用他們的設備，他們指出系統可以從任何地方被入侵，其他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並沒有採取相同的做法。 其他國際律師事務所的律師表示他們不會效法瑞生的做法，也無計劃這樣做。

問題在於，許多在香港運營的國際企業發現，了解他們需要擔心什麼以及擔心多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困難。 2020 年，美國宣布不再認為香港是中國的自治區。 現在，北京正將安全優先於經濟成長。

警方和安全部門搜查了中國大陸外國盡職調查公司的辦公室，北京實施了反間諜和數據共享法律，據外國商會稱，這些法律過於模糊，使跨國公司難以開展正常業務，儘管中國試圖澄清相關規定 。一位香港顧問說 “存在如此多的不確定性，存在風險還是不存在風險？ 說到數據安全，香港是否真的屬於中國？人們只是不知道。有些人對此漠不關心……其他人則採取了非常極端的方式。”

這種不確定性鼓勵公司採取規避風險的方法。 在一些公司，總部位於亞洲的合作夥伴擔心實施實際障礙會損害其業務並疏遠中國投資者，而他們越來越警惕中國的美國同事則存在分歧。 資訊真空有利於後者。

上週，香港發布了詳細的本港國安法草案建議，針對間諜、叛國和外國政治影響，這是《基本法》第 23 條的一項要求，該條款於 1997 年香港回歸後生效。 該法案將擴大國家機密的定義，包括香港或中國大陸的經濟、社會或科技發展數據。 政府先前曾舉行會議，向商界人士介紹第 23 條計畫。 但“沒有明確表示，‘這是可以的，這不是’”，一位與會者說。

多年來，香港的國際金融人士似乎生活在一個與政治討論平行的世界中，但這種情緒正在開始改變。 香港政壇的言論讓許多外籍人士感到不安。 香港行政長官李家超將一群流亡美國、英國和澳洲的民主活動人士稱為“過街老鼠”，警方懸賞提供消息以逮捕他們。

一位資深外籍銀行家表示。 “到目前為止，像我這樣沒有參與政治的人一直感到完全安全，我的假設是他們會放過我，因為我不會干涉世界上的那部分。但存在一個問號，對吧？香港有很多公司進行盡職調查，如果其中一家惹惱了某個人怎麼辦？”

臨時手機和數據限制令人不安，禁止在首次公開發行招股說明書中詆毀中國的規定迫使香港的銀行家仔細考慮措辭。這種不確定性和強硬言論也讓他們對其他情況進行猜測。

最近有人問作者，是否認為香港外籍人士可能會面臨旅行禁令，就像一些在大陸工作的管理人員一樣，特別是如果他們從事可能處理中國公司敏感信息的盡職調查項目時。 另一位表示他們想知道 WhatsApp 是否會被禁止。官員表示他們「無意」 在新法律下禁止任何社群媒體平台。 很難知道香港政府可以提供什麼樣的保證。 但對於香港的全球地位而言，人們提出這些問題至關重要。

「當我前往新加坡時，我不會想到要帶手機嗎？」銀行家說。 “人們在倫敦或悉尼不會考慮這一點。我認為，如果人們開始這樣想，那麼成為區域中心就非常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