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貧困農民在1990年代開始遭受一種無名的疾病侵襲，他們稱之為「奇怪的病」。這種疾病使他們感到疲憊和噁心，身體出現皮疹，嘴裡長潰瘍。人們漸漸消失，肌肉和力量逐漸衰退，以至於男人們無法再耕作。家庭逐漸縮小甚至消失。新建的房子從未有人入住，空蕩蕩的。一些意識到自己生病的人，就直接逃走了。田野上不再長出庄稼，而是長出泥土堆成的墳墓。

當地醫生和受害者一樣感到困惑。於是在1996年，他們請來了高耀潔博士來協助。那時她已經快70歲了，並已經退休。但她在婦產科和女性癌症方面的醫學知識是非常豐富的。她一直頭腦非常清晰。1950年，她是第一批進入河南醫學院的女性之一，由於童年六年被纏足，她走路一直帶著跛腳，但這種生活方式不適合她。

她用第一位病人確定了這個神秘疾病的身份。那是愛滋病，這在中國的大城市已經很普遍。謎題是它是如何抵達這些偏遠的農村地區的。農民們並不吸毒或從事商業性行為。不過，她的病人最近接受了輸血。愛滋病病毒，就是通過這種方式傳播的。

而且這是官方引入的。當地政府應北京的命令，派遣了流動診所來收集用於醫院和市場的血液和血漿。由於總是缺乏供應，所以捐獻者被告知他們可以通過捐贈自己的一部分來拯救中國。作為回報，他們可以獲得45元人民幣，足以養活他們的家庭一週。捐贈的800cc中，有400cc的血液會再次注入他們的體內。捐贈者熱切地排隊參與。

然而，不久之後，這個行業落入了「血頭」的手中，管理變得馬虎。用於分離血漿和血液的離心機，針筒和針頭被重複使用而沒有消毒。返回捐贈者的血液被隨意混合。與此同時，捐獻者沒有受到監控。有些人每週去幾次，有些人一天去兩次。結果就是高博士在一個村莊偶然遇到的情景：一位年輕的妻子剛剛在她小兒子面前上吊自殺。高博士急忙去將她割下來，但發現屍體已經僵硬。無能為力。

她自然地頻繁地報告了這一切。但公開這種疾病引起了河南衛生官員的憤怒。他們的聲譽岌岌可危。如果承認愛滋病，誰還會去那裡投資？當地的領導人拒絕讓他們的領土成為「愛滋病村莊」。在各方面，負責的人們急忙保護他們的職業生涯並壓制這位干涉的老婦人。沒有人道歉或承擔責任。相反，她被驅逐出村莊；但這只讓她更加憤怒和堅定。

生活已經塑造了她。1939年，她的地主家庭被共產黨游擊隊從山東驅逐到河南，他們不得不重新開始。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作為一名資本主義的「黑分子」，她被毆打並被帶著一頂高高的紙糊帽子在街上遊行，鞋子繫在脖子上。她被關在醫院停屍房裡，七年都被迫清潔廁所，而不是練習婦產科。在吞下藥丸自殺未遂後，她發誓要一生幫助他人。

這就是為什麼「高奶奶」一直回到村莊。在接下來的十二年裡，她拜訪了100多個村莊，治療了1000多個家庭。她盡可能隱身，穿著她樸素的深色二手衣服，並在窮人家中過夜。沒有人付給她錢；她耗盡了家庭的積蓄。她攜帶的藥物無法專門治療愛滋病，但她帶上了止咳糖漿、止痛藥和止瀉藥，以緩解症狀，以及月餅節時的汽水和糖果。她與感染的孩子們做了很多擁抱，以證明沒有什麼可怕的，安排愛滋病孤兒的收養，並嘮叨當地孤兒院接納他們，這是一項艱鉅的工作。

她的包裡還有她自費印製的關於愛滋病預防的傳單。這些傳單和她一樣不受歡迎。她的電話被竊聽，她被跟蹤。現在更加憤怒的她，堅持不懈地前進。到了2003年，她估計中國有1000萬人因血液採集感染了愛滋病，其中300萬人在河南。這是一場完全由人為造成的災難，是她自己的國家對「謊言、欺詐和偽造」的傾向所造成的。

中央政府至少承認在其他地方提供了援助，但在河南政府對她幫助不大。血站被禁止，但交易仍每晚在首都鄭州的後街繁忙地進行。不過中央政府仍對她的話表示懷疑。2003年，她告訴時任副總理吳儀，如果她不相信農村有愛滋病，她會自己租一輛車，帶她去那裡。

此時，她已經在撰寫有關她工作的書籍，但河南的出版商害怕處理這些書籍。儘管她不被允許與媒體交談，她設法向《紐約時報》的一位記者講述了她的故事。2007年，她甚至獲得了一項美國獎項。但當她試圖前往北京以取得出國簽證時，河南的官員將她軟禁在家。

20天後他們讓步了，她短暫地去了美國。兩年後，她永久搬到了那裡。她無法適應：從未學會英語，幾乎從不離開哈萊姆區西部的公寓。但至少她的書可以在那裡出版。她還通過翻譯向國會委員會提供了激烈的證詞。現在她可以自由地向權力說出真相。完成這一切後，她希望消失。她的骨灰將撒在黃河中，隨著東流的水流消失。她會像她發現之前那些不知名的河南村民一樣完全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