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限制終於於今年初解除之後，香港四家雪茄店的王老闆原本應該迎來一年的復甦。傳統上消費力較高的中國大陸遊客也已重返香港市場。手捲古巴雪茄需求旺盛，過去三年中一些最受追捧的品類價格翻了一番多。然而，本應是十月銷售高峰季節的時期，就算加上中國的黃金周國慶假期，銷售額卻比年初下降了約30%。

王女士表示，許多大手筆顧客是在香港金融行業工作的中國人，過去“願意且有能力購買高品質雪茄”，並曾經每月花費高達10萬港元（12,800美元）。她說：“他們現在不太願意揮霍金錢。”

她的經歷說明了香港對中國的日益依賴變成了一種喜憂參半的情況。現在，香港發現自己與放緩的中國大陸經濟掛鉤。此外，康奈爾大學貿易政策教授和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埃斯瓦爾·普拉薩德表示，來自中國資本市場的競爭和北京的政治鎮壓使香港面臨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動搖。

數十年來，香港受益於大陸經濟的快速增長。自1997年回歸中國以來，直至2020年疫情爆發，香港經濟幾乎翻了一倍。但過去三年，香港受到重創，習近平政府採取的嚴格清零政策、在親民主抗議之後實施的全面國安法，以及中國疫情後經濟放緩拖累了香港的消費和投資。

疫情後經濟反彈的期望已經落空。而且經濟復甦十分乏力，以至於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最近將香港經濟增長預測從年初的最高5.5%下調至僅略高於3%。12月初，穆迪將香港的主權信用評級前景下調為負面，此前一天中國的前景也有類似下調。

該評級機構表示，此舉反映了其“對香港與中國大陸之間緊密的政治、制度、經濟和金融聯繫的評估”，並補充指中國評級的負面前景關乎香港評級的負面前景。北京對一個應享有一定政治自治程度城市的干預日益加劇，也引起了將其視為通往中國大門的跨國公司擔憂。

他們質疑香港體系的標誌：低稅收、透明的法律體系、獨立司法和與美元掛鈎的貨幣還能持續多久。一些公司對北京的控制以及對經濟成長的安全重視感到警惕，已經開始搬遷至新加坡等其他金融中心。截至2022年的兩年內，超過140,000人在中離開。

普拉薩德說，香港現在“牢牢受制於北京”，他警告說，“北京對其實施有限的法治，其中包括司法系統對政府的服從，可能會侵蝕投資者的信任。”香港長期以來一直依靠其作為中轉港的地位。跨國銀行、律師事務所和其他企業經常選擇該地區作為其亞洲區域業務的中心。

但自從英國移交以來，它越來越依賴大陸的旅遊、貿易、股票市場、房地產投資和金融部門。北京於2020年實施的國安法，使異見滅聲、禁止大規模示威、迫使親民主媒體關閉並將反對派活動人士送入監獄或流亡，在國際商業圈引起了真正的恐慌。

記者、商人和律師因安全指控被捕。審理此類案件的法官由香港高級官員挑選，定罪率為100%。當地當局越來越多地採用與中國大陸對異見者和其他人相似的策略，包括電視“認罪”和強制“悔過書”。去年任命李家超為行政長官則發出了另一個明確的信號：國家安全繼續凌駕於經濟和商業利益之上。

即使香港正在加大努力吸引外國投資者回歸，李家超在7月份譴責八名流亡海外的活動人士，稱之為“街頭老鼠”，並為獲得導致他們被捕的信息提供總計100萬美元的賞金。上週，國家安全當局再宣布通緝五名流亡海外的認識。而外國企業和外籍人士繼續離開這座城市，他們的位置被來自中國大陸的公司和公民所取代。

以銀行業為例，根據香港金融管理局的數據，香港持牌銀行的總數從2019年的164家降至去年的155家。但在這個總數中，受中國大陸控制的銀行數量增加，而歐洲擁有的實體則減少。過去十年，中國大陸銀行的客戶存款份額上升，而歐洲銀行的份額下降。

法國銀行納提克斯的高級經濟學家Gary Ng表示，越來越多的外國投資者發現，將香港的地位與中國分開看待越來越困難。另一位國際性銀行香港分行負責人表示，如果你是一家曾希望在中國擴張的美國投資銀行，地緣政治的不確定性確實讓這變得更困難。

在香港設有區域總部的公司數量從2019年的1,541家降至去年的1,411家，而這些公司的總員工數在此期間下降了30%以上。澳大利亞國民銀行於8月宣布將關閉其香港辦公室，這是繼西太平洋銀行於6月退出後的最新例子。

與此同時，根據商業房地產機構高力國際的數據，IFC的中國租戶比例從2019年的20%幾乎翻倍。另一位資深商業房地產經紀人表示，她預計在10年內，中央商務區主要辦公樓的中國大陸租戶比例“可能達到40%甚至50%”，目前的平均水平約為20%。新加坡一直在推銷自己作為一個安全避風港。這個東南亞城市在香港解封幾個月前就重啟了經濟，並被認為在緊張的中美關係中影響較小。

但數位金融家告訴《金融時報》，香港的經濟基本面仍然有吸引力：其股票市場規模為4萬億美元，是新加坡的六倍多。它還擁有更大的財富池，至少有3000萬美元淨資產的富豪數量是新加坡的三倍。

據知情人士透露，自邊境重新開放以來，北京駐港聯絡辦公室已“更積極地”接觸來自主要中國大陸公司的現任和前任高管，鼓勵他們投資其財富並擴大業務足跡。隨著香港越來越多地迎合來自中國大陸客戶的日益增長的需求，中國的銀行家、律師和顧問的數量也在增加。

一位專業招聘公司的高級主管說：“當我們的客戶尋找公司律師時，他們很少尋找外國人才，因為公司業務是一個確實需要中文的領域。”該地區金融監管的領域也正逐漸靠近北京。從8月起，在香港證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國內地公司不再需要在申請中聲明與中國相關的風險。

一位銀行家表示，與10年前相比，香港的交易大廳中現在顯然有更多的中國人，而以往英國人、美國人和歐洲人的佔比較多。在交接之前，北京承諾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和治理方式以及獨立司法將至少保持不變至2047年。中國前最高領導人鄧小平作出的“一國兩制”承諾在該市的基本法中有所闡述。

但隨著2021年對該市政治體制的全面改革，其中包括禁止幾乎所有政治反對派的“愛國者治港”法令，越來越多的人質疑北京對此的承諾。愛國法官被安排處理與安全相關的案件，外國律師被禁止參與政治審訊。一位國際律師事務所的高級企業律師表示：“這是人們開始關注的一個領域，並可能擔心會成為長遠的法律制度。”

這位律師指出，現在剛進入職場的律師距離2047年還有不到24年的時間。“到那時，他們將處於職業生涯的巔峰。他們可能是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但香港的法律在2047年會是什麼？我們還會有兩種制度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