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講支聯會案，重點唔係求情程序，亦唔係最高可判十年。真正要睇嘅係判決本身：法庭點樣將「結束一黨專政」呢句香港人聽咗三十幾年嘅政治口號，判定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高等法院原訟法庭8月21日裁定，已解散嘅支聯會、李卓人同鄒幸彤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成；何俊仁早前認罪，亦已被定罪。案件今日聽取求情，判刑押後。控罪來自《香港國安法》第23條，情節嚴重可判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情節較輕則五年以下。

但本案最關鍵嘅地方，唔係支聯會發動過一場已完成嘅顛覆行動，唔係有武裝、暴力，亦唔係衝擊政權機關。案件真正打嘅，係支聯會自1989年後長期宣傳嘅綱領，其中最核心一項就係「結束一黨專政」。支聯會多年來組織六四悼念，維園燭光晚會曾經係香港公共生活最重要嘅政治記憶之一。晚會有悼念、有平反六四、有建設民主中國，亦有「結束一黨專政」。呢啲唔係地下活動，而係公開集會、公開演說、公開報道，年年如是。法庭今次接納嘅邏輯係，「結束一黨專政」唔只係一般政治表達，而係指向終止中國共產黨喺中國憲法制度下嘅領導地位。國安法生效後，被告仍然推廣呢項綱領，法庭認為等同鼓勵他人以非法手段推翻或者破壞國家根本制度，所以構成煽動顛覆。

李卓人嘅抗辯係，呢句話要求嘅係民主化，係由人民決定邊個政黨執政，唔等於要求用非法手段消滅共產黨。呢個亦係過去好多香港人對呢句口號嘅理解：一種政治訴求，一種價值表態，一種對中國民主化嘅願望，而唔係一份具體顛覆計劃。鄒幸彤喺呢單案入面亦好有代表性。佢係大律師，受過高等教育，原本有科學背景，後來投身法律同公共事務。佢唔係支聯會創會一代，而係比較年輕、比較法律化嘅民主運動人物。佢喺裁決前發文，話「公道自在人心，不需要仰望這種從上而下的判決，一次的判決亦不算什麼」。呢句話反映嘅，係佢唔接受法庭壟斷歷史記憶同政治語言嘅定義。但今次判決最有爭議嘅地方，係法庭將案件重心，由「做過乜」推到「想做乜」。一般處理顛覆或者煽動顛覆，最基本應該問兩件事：第一，有無叫人用非法手段達成政治目的；第二，有無具體行動或者清晰部署，顯示呢個非法目的唔只係抽象理念。如果無暴力、無武裝、無行動計劃、無具體顛覆部署，只係從一個口號、一套綱領、一段政治歷史，推論被告真正意圖係要推翻國家根本制度，咁判決就變成對內心動機嘅推斷。呢個先係香港人最難安心嘅地方。因為一旦刑事責任建立喺法庭對政治語言背後意圖嘅判斷，而唔係清楚可見嘅非法手段同具體行動，普通人就無法事前判斷紅線。

更大問題係，「結束一黨專政」唔係新口號。喺2019年之前，尤其特區政府成立之後，六四晚會、七一遊行、民主示威、街頭集會，都曾經係香港公共生活一部分。好多活動有申請、有傳媒報道、有警方安排、有議員同社會團體出席。參加過、聽過、嗌過、舉過牌、轉發過片段嘅香港人，累計以百萬計。而家法庭將支聯會呢句長期綱領判定為煽動顛覆，普通香港人自然會問：咁以前參加過六四晚會嘅人點算？以前上過街、遊過行、叫過同類口號、留低過相片同網上紀錄嘅人，又點樣相信自己完全無風險？政府可以話，國安法無追溯力，今次處理嘅係國安法生效後仍然推廣相關綱領。法律上，呢條分界要講清楚。但無追溯力唔等於過去紀錄無風險。今日你只要做一件新嘅事，例如喺網上批評北京政府、嘲諷中央政策、或者表達對現行制度不滿，當局如果要指控你有顛覆意圖，過去曾經參加支聯會活動、嗌過「結束一黨專政」、出席過六四晚會，就可能被拿來解釋你今日行為嘅背景同意圖。呢個就等於有一把劍長期懸喺頭上。唔係話你以前一定會被追究，而係你今日一旦再講錯一句、寫錯一篇，過去紀錄就可能被重新翻出來，放入國安法框架入面解讀。

一個普通人唔會逐條法律研究到咁仔細。佢只會做風險管理：以前可以講嘅，今日未必可以講；以前公開參加過嘅，將來可能被重新解讀；以前以為只係政治表達嘅，今日可能變成判斷意圖嘅材料。咁你點樣叫香港人安心？真正嘅穩定，唔係淨係街上無示威、商場照開門、地鐵照運作。真正嘅穩定，係市民知道法律界線，亦相信過去公開參與過嘅城市生活，唔會突然變成今日嘅心理負債。支聯會案判決嘅震撼，正在於此。一句曾經公開喊咗三十幾年嘅口號，一場曾經有百萬計人次參與過嘅公共政治生活，今日被法庭放入煽動顛覆嘅法律敘事。求情處理嘅係幾個被告坐幾多年；判決帶出嘅，係香港人以後點樣理解自己曾經參與過嘅城市歷史。如果百萬計香港人都要重新問一句：「我以前做過嘅事，今日仲安唔安全？」咁呢個社會就唔可能真正有安全感。因為安全感唔係政府話你安全，而係你自己可以合理判斷點樣先安全。當所有人最後只剩低一個策略，就係唔講、唔問、唔記、唔留痕，香港得到嘅唔係真正穩定，而係由恐懼管理出來嘅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