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法》第107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使財政支出與本地生產總值（GDP）增長率相適應。不過政府最近做咗一個相當唔尋常、甚至可以話係幾震撼嘅決定，一方面提出將發債上限，由700億港元一下推高到900億；另一方面，更加提出動用150億港元外匯基金收入，去投資北部都會區。

兩件事擺埋一齊睇，表面上似乎只係政府加快推動基建發展，但如果你再深一層睇，就會發現背後反映出嘅，唔單止係一筆錢嘅問題，而係香港成個財政體系，正處於一個幾重要嘅轉折點。點解咁講？因為外匯基金，喺香港一直都唔係普通儲備。呢筆錢唔係用嚟應付日常開支，亦唔係用嚟填補一般財政赤字。外匯基金本身，係香港金融安全網最核心嘅部分，功能係支撐聯繫匯率、穩定金融市場，喺遇到金融風暴或者資本大規模流走嗰陣，作為最後一道防線。簡單啲講，呢筆錢喺制度設計上，本來應該係守城用，唔係開疆拓土用。

但而家，政府提出將外匯基金部分投資收益，撥落去資本工程儲備基金，為北部都會區同其他重點工程埋單。問題唔止係150億多唔多，而係呢一步本身，象徵意義好大。因為如果連外匯基金收入都開始用嚟支援土地開發同大型基建，咁香港一直以嚟奉行嗰套審慎理財原則，實際上就已經開始鬆動。

根據港府講法，今次安排唔係隨便拎外匯基金本金出嚟用，而係撥用其中150億投資收入，分兩個財政年度，每年75億，注入資本工程儲備基金。同時，政府又打算提高發債上限，並且喺未來五年持續發債，預計每年發150億至195億不等，去支撐北部都會區同其他基建項目。

政府而家嘅思路已經非常清楚：以前係有幾多錢，用幾多錢；而家就變成，為咗推動北都同發展項目，開始同時用債務融資，加埋動用外匯基金收入。換句話講，香港財政架構，正由以前偏防守型，慢慢轉向一種更進取、更靠未來現金流同資產收益支撐嘅模式。

問題係，點解政府咁急？根本原因，唔難理解。香港近幾年財政一直唔輕鬆。由2021至2024幾個年度，政府連續錄得大額赤字，雖然赤字規模逐年收窄，但累積落嚟，已經消耗咗一大截一般財政儲備。到咗而家，表面上政府話財政儲備仍然有幾百億，仲可以話係「健康」，但實際上，要同時應付日常開支、維持公共服務、再推一個超大型北都計劃，壓力係明顯存在。

呢度就出現第一個矛盾。政府一方面話香港財政穩健，儲備仍然充足；但另一方面，又要加發債、又要動用外匯基金收入。咁即係話，現有一般財政儲備，根本唔足以輕鬆支撐未來幾年嘅發展開支。所謂「健康」，某程度上其實係會計上仲撐得住，但喺現金流同融資安排上，已經出現咗相當實際嘅壓力。

第二個更深層嘅矛盾，就係香港財政哲學本身正在變。香港過去之所以建立到國際金融中心信譽，其中一個核心原因，就係政府長期標榜審慎理財，盡量避免結構性赤字，亦唔會隨便將關鍵儲備用作發展開支。因為只要守住呢條線，市場就會相信香港喺遇到金融衝擊時，仲有充足彈藥去穩住個市、穩住個匯率。

但而家，一旦外匯基金開始變成發展資金來源之一，個性質就唔同咗。以前係危機時先考慮動用嘅後備，依家變成可以服務政策目標同基建規劃嘅財政工具。呢個改變，未必會即刻引爆危機，但佢改變咗市場對香港財政紀律嘅認知。因為今日可以為北都撥150億，將來如果財政再吃緊，會唔會再撥300億、500億？一旦開咗個先例，市場自然會問：仲有冇紅線？

第三個值得關注嘅問題，就係債務水平同隱性負擔。政府會講，香港整體債務對GDP比率，仍然遠低過其他發達經濟體，所以發債空間仲好大。呢個講法表面上冇錯。但問題係，香港過去一直唔係靠高債務運作，低負債本來就係香港制度優勢之一。你而家話要以其他國家作比較，其實係等於將香港拉入另一套財政邏輯——即係話，過去嗰套「細政府、低負債、高儲備」模式，已經唔再係唯一準則。

而更重要嘅係，若果將外匯基金收入撥作工程用途，雖然會計上唔一定算傳統借債，但經濟實質上，都係將本來應該留喺金融防線入面嘅資源，轉移去長周期、低流動性、回報時間非常長嘅土地開發項目。呢種轉移，某程度上就係另一種形式嘅財政前置透支。

點解政府願意承擔呢種風險？背後有幾個現實壓力。

第一，北部都會區唔再只係一個土地開發項目，而係香港未來經濟定位嘅核心一部分。北京要大灣區融合，深圳近年發展速度又快過香港，香港要維持競爭力，政府就一定要喺北都落重本。如果北都做唔起，香港未來經濟增長點會更少，亦會進一步被深圳邊緣化。

第二，香港房屋供應壓力依然好大。北都被視為未來大規模供應土地同住宅單位嘅重要來源。政府若果冇足夠資金推進，房屋問題拖得愈耐，社會壓力只會愈大。

第三，全球環境唔穩定。地緣政治風險升溫，資本流向變化快，息口高企，香港本地賣地收入又未算完全恢復。政府擔心，如果而家唔預早鎖定資金來源，將來環境更差時，融資成本可能更高，甚至更難借。

政府今次實際上係做咗一個策略選擇：寧願而家承受制度改變帶嚟嘅風險，都要先確保北都唔會因為冇錢而慢落嚟。但對市民嚟講，呢個轉變唔係抽象問題，而係會有實際後果。

第一，政府加大發債，市場資金配置一定會受影響。香港本地債券供應增加，可能會推高整體利率壓力。對供樓、貸款、企業融資，長遠都未必係好消息。

第二，當政府將更多金融資源轉去地產、基建同長周期項目，其實等於將部分原本高流動性、可快速調動嘅資產，變成低流動性投資。短期睇可能刺激建築、土地、相關產業，但長期就減低咗政府面對突發危機時嘅靈活性。

第三，呢種發展模式本質上係將部分財政負擔推向未來。北都回報需時，十年八年都未必完全見效。如果項目進展慢、成本超支，或者未來賣地同產業收益唔及預期，最後埋單嘅，仍然係納稅人，甚至係下一代。

所以，今次最值得警惕嘅，唔係150億本身，亦唔係900億上限本身，而係香港財政制度正唔聲唔聲咁由一套高度防守、重視緩衝嘅模式，轉成一套更進取、更加依賴融資同資產調動嘅模式。

呢種轉變，短期內未必會出事。甚至從政府角度睇，仲可能係務實。因為如果唔咁做，北都推唔動，香港未來增長更加成問題。但風險就係，一旦呢條路愈行愈遠，外匯基金逐步變成常規融資來源，發債規模一再上調，而賣地同經濟增長又追唔上，咁香港過去最值錢嗰樣嘢——財政可信性同金融防守力——就會被慢慢磨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