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李家超今年2月已表明，香港會制定自身五年發展規劃，並由佢親自領導跨部門、全政府專責小組統籌協調；到3月喺北京列席全國人大會議開幕會之後，再進一步宣布，各政策局早前成立嘅預備小組，將轉為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嘅編制小組，並要喺今年內完成香港首份五年規劃，為未來五年訂出願景、核心目標、重點領域同重大舉措。

呢個唔係單純行政協調，而係代表香港正由過去靠市場分散決策、商業自發調節嘅模式，轉向以政治路線先行、部門編制作業主導嘅規劃型治理。呢一步一旦落實，所改變嘅唔係一兩項政策，而係整個資源配置邏輯。

李家超喺公開說法入面，用嘅係「系統性的政策框架」、「更全面、更精準、更細緻的戰略部署」、「路線圖和時間表」等官式語言。呢種說法表面上似係提升施政效能，實際上卻意味政府將由過去較被動嘅規管者，逐步變成主動設定方向、分配優先次序、定義行業地位嘅主導者。

問題唔喺於政府有冇規劃，而喺於香港本來之所以成為國際金融中心，核心優勢正係低干預、法治穩定、資金自由流動，同企業自行判斷風險回報。當政府以「主動對接國家規劃」作為首要原則，市場信號便唔再係最高優先級，政治對齊先係。對投資者而言，最危險嘅從嚟唔係政府出手，而係政府開始以國家戰略名義，長期地、常態化地出手。

更值得注意嘅係，呢個唔係停留喺特首層面嘅口號，而係已經向下滲透至各個政策局。律政司喺2月20日高調宣布，成立「對接『十五五』規劃高層預備小組」，由司長林定國同副司長張國鈞領導，明言要就「十五五」作出更全面、精準同細緻嘅戰略部署，並更積極發揮香港法律同爭議解決服務喺國家發展中嘅角色。民政同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亦公開表示，該局會緊扣國家《十五五規劃》發展方向，遵從行政長官指示編制五年工作規劃，強化頂層設計，確保各項政策銜接有序、落地見效。換句話講，呢個唔係個別政策修補，而係整個政府架構由上而下進入「規劃—分解—執行—對齊」嘅新操作模式。過去香港政策局理應服務本地制度同本地市場，依家卻正逐步轉成對接國家戰略嘅執行鏈條。

港府當然會辯稱，規劃唔等於放棄市場，李家超亦曾強調要「更好接合有為政府同高效市場」，又話會保持國際化營商環境，確保外資企業同國際機構享有透明、公正制度環境。問題係，呢套說法本身已經暴露咗方向變化。若果香港仍然堅持原來嘅自由市場邏輯，政府根本毋須特別強調「有為政府」如何同市場接合；因為正常情況下，市場本應先行，政府只係喺邊界內維持法治、競爭同秩序。依家倒過嚟，係政府先界定何謂正確發展方向，再要求市場去配合。語言睇落溫和，機制卻相當清楚：配置權正由市場信號，慢慢轉移到官僚系統同政治規劃。

北京多年嚟最擅長嘅，係用宏大藍圖包裝高投入項目，再以行政資源、人事考核同政策優惠推進，但結果往往唔係市場成熟，而係投資錯配、產能堆積同債務後遺症。海南自由貿易港就係一個現成案例。路透社舊年初已指出，海南免稅消費喺2024年大跌29%，反映中國消費信心轉弱，亦對當局將海南打造為大型自由貿易同消費樞紐嘅藍圖構成壓力；到2025年12月，北京再啟動規模達1,130億美元嘅新一輪試驗時，路透社就質疑，呢個被寄望成為「香港式商業樞紐」嘅項目，其可行性本身就備受懷疑。說穿咗，規劃可以無限寫大，但真正決定一個地方係咪成功嘅，仍然係制度公信力、資本信任同民間需求，唔係口號密度。

香港而家最危險嘅地方，係佢唔係喺一個經濟上升期搞規劃，而係喺自身優勢已被削弱、外部環境已變差之際，再進一步政治化經濟治理。財政司司長喺2026至27年度《財政預算案》預測，香港2027至2030年間實質本地生產總值平均每年增長約3%；2025年香港經濟增長約3.5%，2026年預測為2.5%至3.5%。呢啲數字表面上尚可，但已經唔係昔日高增長時代，更談唔上壓倒性優勢。

與此同時，香港仍然係全球重要外資流入地，按UNCTAD《世界投資報告2025》，香港2024年FDI流入額仍排全球第三。正因為香港仍有制度殘餘價值，所以更應避免以規劃思維侵蝕其市場定位；否則風險唔在於今日馬上崩，而在於原本仍願意留下嘅國際資本，開始將香港視為另一個政策導向、政治優先嘅中國城市，而唔係獨立可預測嘅國際平台。

香港過去嘅成功，從來唔係因為政府能夠提前五年計劃市場，而係因為政府大致知道自己唔應替市場作太多決定。今日港府將「更好融入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寫成政策核心，再將各局逐步編入對接「十五五」嘅工作鏈條，等同承認香港未來嘅經濟定位，唔再以本地效率同全球競爭力為最高原則，而係以對國家規劃嘅配合度為優先。呢種轉變初期未必即時反映喺GDP數字，但會慢慢反映喺企業總部選址、資本市場活力、人才流向同創業風險偏好之上。當市場開始覺得，香港嘅關鍵決策唔係嚟自商業邏輯，而係嚟自政治對齊，資本自然會提高折現率。

因此，港府高調成立編制小組對接「十五五」，真正值得警惕嘅，唔係多咗一份文件，而係香港正式接受以官僚編制取代市場發現、以政策口號取代價格信號、以對接國家規劃取代維持制度差異。呢條路走落去，最可能出現嘅唔係立刻飛躍，而係慢性內地化：政策愈嚟愈似內地，行政語言愈嚟愈似內地，資源分配邏輯愈嚟愈似內地，而香港原本最後仍有吸引力嘅靈活性、透明度同可預測性，則會被逐步耗損。

五年後，香港未必會名義上失去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但增長結構、政策節奏同風險評價，很可能已同內地疲弱周期更加同步。若果真走到呢一步，香港淪為中國一個較富裕、但制度上唔再特殊嘅沿海城市，就唔再只係政治批評，而會變成資本市場對佢嘅真實定價。